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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网
2018年11月12日 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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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以葡萄牙国王曼诺尔外甥的身份兼任葡萄牙国王,组建“无敌舰队”,使西班牙成为欧洲第一海上强国。在亚洲,葡萄牙在印度建立了殖民据点,占领了马六甲,并征服了菲律宾群岛。这时的西班牙殖民者打算利用菲律宾为基地来征服中国。1574年1月11日,殖民者雷克尔上书国王说:“如果陛下乐意调度,只要不到60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够征服和镇压他们(指中国人)。”1576年6月2日,西班牙驻菲总督桑德在给国王的信中说:“这项事业(指征服中国)容易实行,费用也少。”  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是西班牙要侵略中国最重要的原因。16世纪末,西班牙人在征服了菲律宾之后,即开始积极考察、分析中国国情、民情,并对福建沿海进行侦察,熟悉航道并绘制地图。1576年,桑德在给腓力二世的一份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他的侵华计划:“这项远征需要4000到6000人,配备矛、枪、船、炮和所需要的弹药”;“有2000到3000人,便足以占领所要占领的省份,用那里的港口和舰队,组成海上最大的强国,这是十分容易的,征服一省之后,便足以征服全国。”  计划书内容详尽,面面俱到  1586年4月,西班牙驻马尼拉殖民政府首领、教会显要、高级军官及其他知名人士召开马尼拉大会,专门讨论征服中国的问题。与会者草拟了一份包含有十一款九十七条内容的备忘录,由菲律宾总督和主教领衔,纠集51个显贵联名签署上报西班牙国王。  计划书首先强调作好战争动员。由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派代表前往西班牙向国王详细介绍中国的情况,力促腓力二世对侵略中国一事作出决定。  对国王游说成功后就准备好充足的兵力。侵华远征军计划由1万到1.2万名西班牙士兵组成,另加5000名日本人。远征军总司令由菲律宾群岛的总督担任。军队由枪手、甲胄兵和毛瑟枪手等组成。派遣4艘大帆船的船员,以及三四名铸炮者,还有12名武器和抛火器的工匠、一些能制沥青的手工艺匠以及能造高舷侧大帆船的船匠。此外,腓力二世命令印度总督送来500名奴隶,并派1名军官到日本,通过日本的神甫招募军队。远征中国最好有葡萄牙人参加,因为葡萄牙人在这一地区有经验。对葡萄牙军官委以重任,双方协同作战,互相配合。  进攻中国以菲律宾群岛为军事基地,西班牙远征军寻找了四条进攻中国的路线,并认为最佳航线应取道麦哲伦海峡。  计划书还提到战争中应注意的问题。西、葡两军的数量不能太少,否则会被包围。同时谨慎地选择远征的人选,改变以往的侵略方式———不能使中国人口减少,人口消失意味着财富的消失。侵占中国后,保留中国政府,以保持它的繁荣和富裕。让参加远征的人知道这次远征并不是去对付敌人,而是为了能在中国自由传教。侵入中国应采取谨慎和温和的方式,不能对中国人民犯下太多罪行。  计划书强调侵略成功后,西班牙可利用在中国获得的物资打击自己的敌人。中国还可向西班牙帆船提供船员,西班牙可获得金、生丝、绸缎、精美的手工艺品。西班牙国王可以从中国获得大量租税和利润。征服中国后,西班牙官兵可得到升迁,许多西班牙人可定居中国并得到封爵。  计划书最核心的部分是战后西班牙如何统治中国。计划书首先强调建立大量学校,对中国人灌输西班牙文化;建立大量教堂和寺院,传播天主教,并引入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要安抚农民,使他们皈依基督教,阻止回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建立58个大主教、主教和一个总主教;建立一个新的有关税赋的军事制度;建立一系列爵位,如公爵、伯爵和侯爵,在中国委任4到6名总督,如同十五省的巡抚,拥有与其他殖民地总督一样的权力;与北方蒙古族和解,打击土耳其。在陆上建立自中国到西班牙的邮传路线。腓力二世成为中国的主人后,他将成为柬埔寨、暹罗等中国属国的君主。征服中国后,可保障印度从来自中国的商品获得利润,这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很重要。在中国的附属国中建立统治权,以建立联盟和通商,传播基督教。中国人届时可航行至秘鲁及西班牙等殖民地,中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关系将进一步巩固。西班牙可利用中国人作为他们的殖民劳力进入菲律宾,开发菲岛。占领中国还可防止法国、英国及不同宗教和北方国家前来中国。  计划书还建议西班牙公民与中国妇女结婚,培养混血后代,执掌中国的统治权。西班牙人和中国妇女结合,便会有适宜作神甫和传教士的人以及担任政府官员和担任军事职位的人。这些人组成的亲属集团和利益集团将会巩固西班牙在中国的统治。  侵华计划流产  1587年,殖民主义者让桑切斯到西班牙向国王面呈计划书。腓力二世对该计划大加赞赏,并积极准备采取行动。  16世纪中叶,英国通过圈地运动、血腥立法和海外掠夺,获得迅速发展,同时强烈希望向外扩张。这种扩张与西班牙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1588年5月末,西班牙“无敌舰队”从里斯本扬帆出航,远征英国。这时“无敌舰队”共有舰船134艘,船员和水手8000多人,摇桨奴隶2000多人,船上满载2.1万名步兵。8月8日,两军在法国加莱东北海上进行了激战。由于西军组织不力,“无敌舰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到10月,“无敌舰队”仅剩43艘残破船只返回西班牙,以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惨败。  “无敌舰队”的惨败是西班牙国力衰败的转折点。更为严重的是,荷兰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国力不断上升,与西班牙在各领域进行较量。它来到亚洲后,成为西班牙的第二大竞争对手,从而牵制了西班牙的力量。  荷兰殖民者斯佩伊贝格在描绘荷兰在亚洲的战略轮廓时谈到:“依我的看法,建立我们在东印度的事业和成为摩鹿加群岛(今印尼)主人的最好和惟一方法,就是派遣一支舰队和武装力量,直接到菲律宾,进攻在那里的西班牙人。”与英荷的战争使西班牙自顾不暇,腓力二世不愿意再在亚洲陷入与中国的长期战争中。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侵华计划只得一搁再搁,直至最后流产。 明朝小冰河时期编辑词条 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冬天非常寒冷,尤其是末期的1580-1644是最为寒冷的,在一千年里是最冷的,在一万年里也是第二位的,在一百万年里也能排进6-7位,是相当寒冷的,可以说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这是最寒冷的时期。  一万年以前,气温有一段骤然升高的时期,而且保持了相当平稳的状态长达八千多年。这段时期的气温一直在我们经历的二十世纪初期气温上下小幅波动,这样的气候给予了人类发展良好的条件。但是到了明朝中叶,即1500年后,气温骤然下降,整个降温过程十分明显,而且气温最低的阶段就是明朝末期的那段日子——1600年至1644年。这段时间,气温骤然下降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万年以来的次低点,在百万年也是最低的6、7个极度寒冷的时期之一。崇祯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最寒冷的一段时期之中段,整个气温回暖是在明朝灭亡以后的1650年左右。  极度寒冷的时期骤然加剧,粮食产量骤然下降,这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北方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  这样长时间和高密度的灾害极度削弱了明朝的国力,到了1619年整个“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中气温最为寒冷的时期整整肆虐了20余年,这时发生了萨尔浒之战,以火器军械为主要战力的明军被迫在粮草和装备都匮乏,且训练并不足备的情况下和后金军开战,更为不幸的是此战中的三个分战场上,明朝军队的数量都不如后金军,后金军以其机动性取得了每每数倍于明军的优势兵力,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  崇祯即位以后灾情更是进入了谷底。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1600年前后开始骤然加剧,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  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  明朝灭亡以后,气温于1650年后开始快速回升,这才有了满清所谓“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气温回暖后灾情减弱罢了,和明朝正常时期比还差很远。 明朝亡于“天灾”“人祸”  明朝的灭亡令许多人磋叹不已,悲哀的王朝,悲哀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探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几乎每个人都想穿越时空做回崇祯,来挽救大明王朝。  流行的观点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争议颇多,我们从各类宫廷剧中就可以归纳出“党争”、“厂卫”、“宦官”、“战乱”等几点。但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明朝灭亡时,正是北半球气候的小冰河期。  明朝小冰河时期是指中国明朝末期出现了极冷的气候灾害。明朝晚期,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连福建、广东等地都狂降暴雪。明末清初《阅世编》、《庸闲斋笔记》,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等等文献中都提到了这种奇特气象。  长达七十年的气候冰河期导致粮食减产,瘟疫流行,灾民增多,甚至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也许天灾并非明朝灭亡的根本,但如果再加上人祸,也就真是神仙难救了。  这里面有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是以只知空谈、放炮的海瑞为代表的文官势力过于强大压制了皇权;二是以“明朝第一能人”自居的张居正的赋税改革,商业的过渡扩张,耗尽了帝国的资源,最终搞垮了这个帝国。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诡异。  人类历史经历的“小冰河期”  “小冰河期”,顾名思义指的是相对而言较冷的时期。历史上的“小冰河期”都导致了地球气温大幅度下降,使全球粮食大幅度减产,由此引发社会剧烈动荡,人口锐减。  小冰河期始于13世纪,在17世纪达到巅峰,并最终在大约200年前减缓了活动趋势。在它的巅峰时期,北欧一带饥荒肆虐。有人认为挪威和瑞典有一半的人口在饥荒中丧生。与此同时,全球各地冰雪蔓延:埃塞俄比亚的部分地区白雪皑皑,中国的农作物欠收,苏必利尔湖湖面开始结冰。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一共经历了四次小冰河期。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是第一次小冰河期;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是第二次小冰河期;唐末、五代、北宋初是第三次小冰河期;明末清初是第四次小冰河期。  小冰河期间,世界气温剧降,造成我国绝大地区出现了干旱,粮食大量减产。长期的饥荒是造成战乱无限制扩大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的历史也在这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由此证明,动乱不完全是吏治失败引起的,确实和小冰河期有密切关系。  如果你研究中国古代气候的变化,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气候变化几乎和朝代更替,游牧入侵,农民起义完全相关。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北方也是全球游牧民族发源地蒙古大草原。在气候寒冷的时候,北方忍受饥荒的游牧民族入侵南方,而中原的农民在荒年爆发的所谓起义或者说是流寇。每次小冰河期都是一次人口锐减的过程,无论是饥荒还是屠杀。  前三次“小冰河期”中国人口锐减超过五分之四,明末最后一次人口只锐减一半,是得益于美洲传来的抗旱高产作物土豆、玉米和红薯救的命。  下一个“小冰河期”即将到来?  对某些人来说,小冰河期只是一段历史奇闻——一直温和的世界上的一次偶然的气候波动。科学家们不是一直在宣扬“地球变暖”论吗?而且只要二氧化碳的浓度增高,地球就会继续变暖,北极圈将完全无冰嘛。  但事实是:根据科罗拉多州美国国家冰雪资料中心的资料,自2007年以来,北极夏天的海冰增加了近106万平方公里,也就是26%,即便是大力倡议防止全球变暖的人士也未反驳这一点。  一些国际权威气候专家指出,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停止,并开始冷化(global cooling),近来北半球的酷寒只是全球天气变冷的开端。科学家说,他们的研究显示,大部分的气候变暖是因为过去海洋周期处于“温暖期”,而目前正处于“寒冷期”。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瓦伦蒂娜·扎尔科夫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预测到太阳活动将在2030年左右减少60%,这将导致地球气温大幅度下降,届时地球将很有可能进入“小冰河期”。  比这更令人着急的是,这种气候的起源,仍然是个谜。 历史上,最冷的天气是什么时候?  据查阅,历史上,明朝小冰河时期指的是明朝末年以后、清代康熙年间以前,当时整个中国的年平均气温都比现在要低,夏天大旱与大涝相继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不光河北,连上海、江苏、福建、广东等地都狂降暴雪。  明末清初《阅世》、《庸闲斋笔记》,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等等文献中都提到了这种奇特气象。明朝所遭遇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冬天非常寒冷,尤其是末期的1580到1644年最为寒冷的,在一千年里是最冷的,在一万年里也是第二位的,在一百万年里也能排进6-7位,是相当寒冷的,可以说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这是最寒冷的时期。  崇祯即位的1628年正好是最寒冷的一段时期之中段,整个气温回暖是在明朝灭亡以后的清代康熙中叶左右。 一万年以前,气温有一段骤然升高的时期,而且保持了相当平稳的状态长达七千多年。这段时期的气温一直在我们经历的二十世纪初期气温上下小幅波动,这样的气候给予了人类发展良好的条件。  从竺可帧写的中国气象史的资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历史上几次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时期确实和四次小冰河期有密切关系,而不完全是吏治失败引起的。殷商末期到西周初年是第一次小冰河期,东汉末年、三国、西晋是第二次小冰河期,唐末、五代、北宋初是第三次小冰河期,明未清初是第四次小冰河期。当时气温剧降,造成北方干旱,粮食大量减产,形成几十年的社会剧烈动荡和战乱,长期的饥荒是造成战乱无限制扩大的根本原因。  前三次“小冰河期”中国人口锐减超过五分之四,明末最后一次人口只锐减一半是得益于美洲传来的抗旱高产作物土豆、玉米和红薯救的命。殷商末年和周初的人口变动缺乏史料记载。东汉末,汉族人口是六千万,几十年饥荒和大战乱后到西晋一统时汉族人口仅剩七百七十万。随后又是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中国南北汉族人口仅存四百万。当时人口锐减是相当惊人的。唐末汉族人口也是六千万,至北宋初期只剩两千万。明末汉族人口一亿二千万,至清初社会安定时剩五千多万,此赖美洲传入的土豆、红薯和玉米等抗旱高产作物以救命。 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录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  他上世业儒,自幼吟读诗书,年未二十即中秀才,后厌倦科举,弃儒经商,移家于闽县南台达道铺,并随众商人赴吕宋(今菲律宾)经商。  在吕宋,振龙见当地朱薯遍野,并了解到此薯耐旱、高产、适应性强,生熟皆可食。遂学习种植法,出资购买薯种,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密携薯藤,避过出境检查,经7昼夜航行回到福州,即在住宅附近纱帽池边隙地试种。  是年,闽中大旱,五谷少收,振龙促其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申报吕宋朱薯可以救荒。金允试种,俟收成后呈验。当年,试种成功,金闻讯大喜,于次年传令遍植,解决闽人缺粮问题。闽人感激金学曾推广之德,将朱薯改称金薯,因其由外国引进,又称番薯。振龙后代又传种到浙江、山东、台湾等地,成为中国粮食作物的一个重要品种。  为纪念陈振龙引进薯种和金学曾推广种植之功绩,闽人曾在福清县建立报功祠。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州人何则贤亦在乌石山建“先薯祠”,后祠被废。现存“先薯亭”建于1957年。  引种番薯人物之议  甘薯传入中国通过多条渠道,时间约在16世纪末叶,至少有三种可能的途径:  一是葡萄牙人从美洲传到缅甸,再传入中国云南;  一是葡萄牙人传到越南,东莞人陈益或者吴川人林怀兰再传入广东;  一是西班牙人从美洲传到吕宋,长乐人陈振龙再传入中国福建。  野生种起源于美洲的热带地区,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哥伦布初见西班牙女王时,曾将由新大陆带回的甘薯(即番薯)献给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将甘薯传至吕宋(今菲律宾),葡萄牙水手将甘薯传至交趾(今越南)。自广东传入,为林怀兰和陈益携来,得自交趾;自福建传人,为陈振龙携来,得自吕宋。三路先后传入,互不关联,其中林怀兰带回来的是番薯,陈益和陈振龙带回来的均是番薯藤。  陈振龙  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中援引《采录闽侯合志》:“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行栽播。”道光年间,福州人何则贤在乌石山建“先薯亭”以为纪念。  林怀兰  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编印的《辞源》释“番薯”一词的注解:“其本出于交趾(今越南),吴川人林怀兰尝得其种以归,遍种于粤,因不患凶旱。电白县有怀兰祠,题曰番薯林公庙。”广东电白县霞洞乡有“番薯林公庙”,是为纪念林怀兰和守隘关将而建。  陈益  《东莞县志·物产·薯》所引《凤冈陈氏族谱》载:“万历八年(1580年),客有泛舟之安南(今越南)者,公(陈益)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万历十年(1582年)夏,乃抵家焉。……嗣是种播天南。”陈益古墓号称“中国第一块番薯地”。 奥廖尔战役,是于1943年7月12日—8月18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左翼实施的进攻战役,是库尔斯克会战的组成部分。战役目的是粉碎德军奥廖尔集团并肃清奥廖尔突出部残敌。  奥廖尔战役在苏军的进攻率先在库尔斯克北部发起,当德军在的攻势在7月10日被阻止后,苏军决定于12日发动进攻,并以打败拿破仑入侵的俄国元帅“库图佐夫”的名字作为此次战役的代号。在奥廖尔战役中,苏军歼敌20万人,坦克1044辆,火炮2402门,并向西推进了150公里,拉平了库尔斯克防线,但却未能完成战前制定的合围并歼灭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计划,同时苏军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伤亡429890人,损失坦克2586辆,火炮892门,飞机1104架。  12日凌晨,苏军向奥廖尔突出部的德军阵地实施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炮火准备,随后索科罗夫斯基上将的西方方面军和马尔基安·米哈伊洛维奇·波波夫上将布良斯克方面军的一线部队开始进攻。德军则进行着顽强的抵抗,给苏军造成重大伤亡。15日罗科索夫斯基大将指挥苏中央方面军的第70、第13和第48集团军也加入攻击。 此时苏联空军也完全控制了制空权,法国“诺曼底”航空大队(诺曼底涅曼飞行团)也在库尔斯克上空与苏联空军并肩作战。面对坦克和兵力都占优势的苏军,莫德尔无力阻止其进攻,他意识到失去奥廖尔只是时间问题。7月16日,莫德尔向希特勒请求放弃奥廖尔将德军后撤至“哈根”防线,但被希特勒否决。到了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退出战争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希特勒需要从东线抽调兵力去意大利,而奥廖尔突出部的德军也面临被苏军合围的危险。在莫德尔和京特·冯·克鲁格再一次请求后撤后,希特勒最终同意弃守奥廖尔,并调第2党卫装甲军去稳定意大利的局势。 7月31日德军向布良斯克方向的“哈根”防线撤退,撤退途中,德军实行了残酷的焦土政策。8月5日苏军攻克了奥廖尔,并继续追击退却中的德军,10日解放了霍特涅茨,15日进入卡拉切夫,至16日苏军的进攻基本结束,战线逐步稳定了下来。  在1943年7月12日,西方面军(司令为索科洛夫斯基上将)近卫第11集团军(司令为巴格拉米扬中将)各兵团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为波波夫上将)转入进攻。空军第1(司令为格罗莫夫空军中将)、第15(司令为瑙缅科空军中将)、第16集团军(司令为鲁坚科空军中将)航空兵为支援进攻军队,出动2174架次,并在空战中击毁德机86架。近卫第11集团军,加强数个坦克军,于两日内突破德军防御战术地幅,并向纵深推进约25公里。该集团军在扩张战果时,从西北和西面包围了博尔霍夫地域德军集团,同时向南推进,造成了切断德军由奥廖尔地域退却之路的威胁。  7月13日,西方面军第50集团军(司令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博尔金中将)发起进攻,从西面保障近卫第11集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61(司令为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别洛夫中将)、第3(司令为戈尔巴托夫中将)、第63集团军(司令为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科尔帕克奇中将)从东面向博尔霍夫、奥廖尔展开进攻。至7月13日日终前,该方面军楔入德军防御8—15公里。德军统帅部为使其坦克第2集团军免遭击溃。开始将第9集团军一部兵力从奥廖尔—库尔斯克方向仓卒调到该集团军地带。7月12—18日,由第9集团军调出4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从而加速了中央方面军任务的完成。  7月15日,该方面军右翼和中央各集团军第48(司令为普罗科菲·洛格维诺维奇·罗曼年科中将)、第13(司令为普霍夫中将)、第70集团军(司令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加拉宁中将)向克罗梅总方向实施了突击。德军企图扼守奥廖尔突出部,急忙从苏德战场其他地段调来7个师(包括3个坦克师)。德军实施了猛烈反突击,力图阻止苏军前进。苏军航空兵的兵团和部队对击退德军反突击起了重要作用。法军“诺曼底”航空大队飞行员与苏联飞行员并肩奋战。为增强突击力量和扩张战果,苏军统帅部使用了战略预备队。  7月19日,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为雷巴尔科中将)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带内奥廖尔方向进入交战。次日,第11集团军(司令为伊万·伊万诺维奇·费久宁斯基中将)在西方面军近卫第11集团军和第50集团军的接合部进入交战。7月26日,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为列柳申科中将)在近卫第11集团军地带内进入交战。近卫第11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向南挺进,迫使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和中央方面军右翼当面德军开始将其军队西撤。至7月底前,布良斯克方面军第61集团军在近卫第11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配合下,粉碎了德军博尔霍夫集团,并于7月29日解放了博尔霍夫市。第3、第63集团军在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配合下,前出到奥廖尔接近地,中央方面军突击集团则前出到克罗梅接近地。8月5日,苏军解放了奥廖尔。苏军在追击退敌时,于8月17—18日前,进抵德军在布良斯克接近地预先构筑的“哈根”防御地区。  此役,苏军付出巨大代价(除人员伤亡外,还损失2586辆坦克、892门火炮和1104架飞机),向西推进约150公里,解放大片苏联领土,为尔后向西方向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德国再也无法弥补巨大的损失(除人员伤亡外,还损失大量飞机、1044辆坦克、2402门火炮),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在8月5日奥廖尔、别尔哥罗德获得解放这一天,莫斯科第一次鸣放礼炮。9个战功卓著的兵团和部队被授予“奥廖尔”荣誉称号。 巴拉顿湖战役,德军方面又称春醒作战(德语:Operation Frühlingserwachen),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乌克兰第3方面军为抗击德军的反攻而在匈牙利巴拉顿湖地域实施的防御战役。  巴拉顿湖战役是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防御战役。战役的结局是,完全打破了德军统帅部在苏德战场南翼阻止苏联红军进攻的企图。  德军的进攻于3月5日夜间开始,首先由巴拉顿湖以南地域向考波什堡,从德拉瓦河地区向北分别实施辅助突击。3月6日晨,德军正如苏联红军所预料的那样,对防守在韦伦采湖和巴拉顿湖之间的近卫第4集团军和第26集团军实施了主要突击。德军集中了强大的装甲突击集团(个别方向每公里正面有50—60辆坦克),企图分割苏联红军,并向多瑙河挺进。苏联红军以不间断的炮兵和航空兵突击对付德军突击集团的猛攻。在3月6日一天之内,空军第17集团军即出动358架次,其中227架次是对党卫军坦克第6集团军实施突击。方面军司令苏联元帅托尔布欣一经判明德军主要突击方向,当即加强了近卫第4集团军和第26集团军的防御。各快速预备队被调到谢赖盖耶什以南预先构筑的防御地带。第27集团军务兵团占领了韦伦采湖至沙尔维兹运河地段。为了加强南翼,从方面军预备队抽调步兵第133军集中到佩奇地域。德军在进攻第一天以惨重伤亡的代价,才在主要突击方向楔入苏联红军沙尔维兹运河以西防御约2公里,楔入谢赖盖耶什地域的防御约3—4公里。第57集团军及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南斯拉夫第3集团军,同样顽强地抗击了在巴拉顿湖以南和从德拉瓦河各登陆场进攻的德军。3月7日,交战更加激烈。约有2个步兵师和170余辆坦克在第26集团军地带内进攻。  近卫骑兵第5军和从其他方向调来的炮兵兵团奉派前去加强第26集团军。由于实施这一机动,谢赖盖耶什以东集中了拥有160门火炮的炮兵集团。德军的进攻速度进一步降低了。它在韦伦采湖以南和沙尔维兹运河以西仅推进2—3公里。在以后几天中,德军统帅部不顾巨大损失,继续增兵。3月8—10日,将3个坦克师(坦克第2师、党卫坦克第9师、坦克第3师)投入战斗,3月14日,最后的预备队坦克第6师也进入了战斗。激烈战斗持续了10昼夜,双方参战兵力超过80万人,火炮和迫击炮12500余门、坦克和强击火炮约1300辆、飞机1800余架。德军仅取得了一些战术成果,即楔入苏联红军韦伦采湖以南的防御12公里楔入沙尔维兹运河以西的防御约30公里。德军损失了4万余人、约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300门火炮和迫击炮,被迫于3月15日停止进攻,转入防御。  到3月16日,德军已损失近4万人,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被击毁或失去战斗力,损失各型火炮约600门。德军的损失不光是大约50%的装甲兵力,其剩下的兵力在10天的激战后,大多也精疲力竭了。苏军的坦克部队却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3月6日到15日,苏军共损失32899人,其中阵亡和失踪8492人,受伤24407人,苏军坦克损失大约在50辆左右。在即将到来的苏军攻势中,在坦克上苏军将占3:1以上的优势。  在苏军发动反攻的前夕,德军开始逐步转入防御,但由于苏军的反攻过于迅速,德军的防御体系远未完成,许多部队只来得及构筑了一些野战工事。在兵力部署方面,多瑙河南岸混合部署着德国第六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三集团军,从多瑙河南岸开始由北向南是匈牙利第23师,德国第711国民掷弹兵师,第96步兵师,匈牙利第一轻骑兵师,匈牙利第二装甲师和党卫军第四装甲军(“骷髅”师和“维京”师),再南面就是参加德军攻势的第三装甲军。  面对德军防线,苏军的进攻计划如下: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部署在多瑙河北部的第53集团军和第七近卫集团军(隶属乌克兰第2方面军)在普列夫骑兵-机械化集群的支援下,将进攻德国第八集团军右翼部队,位于方面军最左翼的第46集团军将负责突破从多瑙河以南,德国第四党卫军装甲军防守地域以北的德军防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抽调第46集团军10个步兵师中的3个师去和德国第711和96师以及匈牙利第23师对峙,第46集团军其余7个师和第二近卫机械化军则与匈牙利第一轻骑兵师相对峙。在第一线苏军身后,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但集中了他的炮兵主力,而且部署了作为方面军预备队的第18近卫步兵军和第75军共6个师,这样也就意味着苏军将13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军攻打仅有1个匈牙利师防守的地段。苏军总的计划是第三乌克兰方面军将在16日首先发起进攻,第二乌克兰方面军将在17日跟进,当突破德军防线后,第二乌克兰方面军的主力将挺进捷克斯洛伐克,而第三乌克兰方面军和第二乌克兰方面军最左翼的第46集团军将进军奥地利。  对于苏军的这次攻势,德国情报部门未能得到任何消息。到16日,第三乌克兰方面军突然开始进攻。但尽管取得了突然性,苏军的攻势进行得并不顺利,那些阻碍德军进攻的路况问题现在也开始影响苏军的进攻,而担任防御的第四党卫军装甲军和匈牙利第二装甲师的拚死抵抗,使得苏军在第一天的攻势中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17日,第二乌克兰方面军的第46集团军开始进攻。在这里苏军比较顺利,虽然匈牙利第一轻骑兵师进行了顽强抵抗,但苏军仍然在第一天就突破了防线,德军软弱的反击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与此同时,第三乌克兰方面军的攻势仍然进展缓慢,苏军和德军对于每个阵地都反复争夺,直到18日晚上,苏军才勉强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突破口并不大,而且德军仍占据着相当数量的阵地,继续可抵抗。  19日,拥有4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第六近卫坦克集团军提前投入战斗。这个最后的重击终于超出了骷髅师和维京师的承受能力,德军防线就在这一天被突破了,匈牙利部队开始崩溃,他们成连、成营、成团的放下武器投降了。当第一党卫军装甲军于20日赶到时,德军的反击被击退。迪特里希将军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延缓苏军的攻势,使得尽可能多的德军撤回奥地利而已,但惨重的损失是不可避免了,许多部队甚至是徒手逃入奥地利。  对于党卫军的惨败,希特勒失望到了顶点。3月27日,希特勒下令阿道夫·希特勒卫队装甲师和希特勒青年团取下带有他名字的袖章,因为“他们已经被证明不配享有这种荣誉了!“  巴拉顿湖战役是以一个方面军的兵力在两个相距甚远的方向上出色地组织和实施战役防御的范例,是大胆地机动预备队和第二梯队的范例。对坦克防御的样式已臻于完善,它包括组成营防坦克枢纽部的各连支撑点,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坦克地域,各兵团和集团军强有力的反坦克炮兵预备队和快速障碍设置队。在巴拉顿湖战役中,使用包括高射炮兵在内的全部炮兵和航空兵同坦克作斗争,是一个特点。由于实施了机动,个别方向的火炮密度每公里正面已超过160—170门。战斗航空兵在10天内出动5277架次,其中50%是强击机。坦克和自行火炮通常用于在敌坦克可能冲击的方向设伏。此外,坦克自行火炮部队还作为快速反坦克预备队行动。在扼守战术防御地幅的战斗中,方面军第二梯队及预备队被用来加强第一梯队。主要防御地带、第二防御地带和集团军防御地带都由军队预先加以占领。而方面军预定用于进攻的那一部分军队,没有参加防御战役。巴拉顿湖战役的胜利结束,使苏联红军能在3月16日无需间歇就实施维也纳战役。 预期目的  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为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和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为苏联元帅托尔布欣)于1945年2月13日结束布达佩斯战役后,即着手准备向维也纳方向发起进攻。德军统帅部企图粉碎乌克兰第3方面军,恢复多瑙河防御,继续盘踞匈牙利的石油产地,消除对奥地利工业区和德国南部工业区的威胁。德军统帅部也没有放弃老谋深算的政治意图,就是把巴尔干变成苏联和英国的纷争之源。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心以乌克兰第3方面军实施顽强而积极的防御,疲惫和消耗德军突击集团,尔后向维也纳方向发起进攻。  兵力对比  1945年2月月中,德军统帅部在巴拉顿湖地域为转入反攻集结了重兵。装备最新式坦克的党卫军坦克第6集团军从阿登山脉调到这里。在乌克兰第3方面军(近卫第4集团军,第26、27、57集团军,空军第17集团军及作战上隶属方面军的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当面,德军集中了“南方”集团军群和“E”集团军群所属31个师(内11个坦克师)、5个战斗集群、1个摩托化旅、4个强击火炮旅,共计拥有官兵43.1万人、火炮和追击炮5630门、坦克和强击火炮951辆、装甲输送车900辆、作战飞机850架。德军在坦克和强击火炮方面占优势,总数为苏联红军的2.1倍。  兵力布置  方面军编成内计有37个步兵师、6个保加利亚步兵师、2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共约官兵40.7万人、火炮和迫击炮7000门,坦克和自行火炮407辆、作战飞机965架)。方面军的战役布势为两个梯队。诸兵种合成近卫第4集团军(司令为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大将),第26(司令为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加根中将)、第57集团军(司令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沙罗欣上将),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在第一梯队担任防御,第27集团军(司令为谢尔盖·格奥尔吉耶维奇·特罗菲缅科上将)为第二梯队,坦克第23、第18军,近卫机械化第1军,近卫骑兵第5军,步兵第84师和6个炮兵旅为方面军司令员的预备队。基本兵力量集中在德军主力可能进攻的近卫第4集团军和第26集团军的防御地带。  防御方案  防御计划规定了几种行动方案,这些方案都根据敌军可能实施突击的情况,在现地进行过实兵演练。防御(包括对坦克防御)纵深为25—50公里,包括主要防御地带、第二防御地带、集团军防御地带、两个方面军防御地区、若干中间地区和斜切阵地。对坦克防御的基础是坚固的防坦克地域和强大的反坦克炮兵预备队。反坦克炮的平均战役密度为每公里18门,个别地段的地雷障碍物密度为每公里2700枚防坦克地雷和2500枚反步兵地雷。方面军建立了68个快速障碍设置队。乌克兰第3方面军所属空军第17集团军(司令为苏杰茨空军上将)及乌克兰第2方面军所属空军第5集团军(司令为谢尔盖·戈留诺夫空军上将)一部对陆军进行支援。方面军及时而妥善地做好了抗击德军突击的准备。巧妙地组织了协同动作和军队指挥。 此战,德国军队共俘苏联红军40多万人,缴获大量装备,为进攻莫斯科打开的通道。由于斯摩棱斯克交战是在近650公里的正面和近250公里的纵深展开的,德国军队作战部队异常疲惫,被迫停止了向莫斯科的推进,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还是第一次被迫停止在主要方向上的进攻,而转入防御。德国军队在作战中,由于遭到苏联红军顽强抵抗,也损失较大,至7月23日前,“中央”集团军群的坦克兵团和摩托化兵团损失人员近50%,步兵兵团损失人员近20%。使德军统帅部于1941年7月就使用了将近一半的战略预备队(24个师中的10个半师),以加强“中央”集团军群。斯摩棱斯克交战结果,苏联红军统帅部为准备莫斯科防御和尔后在莫斯科会战中粉碎德国军队赢得了时间。而德国军队却转移主要攻击目标,将“中央”集团军群的精锐南下基辅,参加基辅战役,失去了进攻莫斯科的宝贵时间,使苏联红军得到了喘息。在斯摩棱斯克交战中,苏联红军战功卓著的兵团被授予苏联武装力量中首次颁布的近卫军称号。  以德国军队的标准来说,斯摩棱斯克战役在八月四日就结束了,但按苏联的标准这个会战要一直持续到九月十日。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当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南下,霍特第三装甲集群的第三十九摩托化军开始北上时,斯大林拒绝听从朱可夫的意见放弃基辅,同时他认为由于德国装甲部队离开中部战场,这给了苏联红军一个反击的机会,他似乎无法理解以当时苏联红军的能力根本无法击破已经掘壕固守的德国军队,于是从八月中旬直到九月十日,苏联红军对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发动了多次反击,结果除了朱可夫指挥的Elnia的反击获胜以外,所有苏联红军的反击都失败了,这些失败的反击使得苏联红军遭到重大损失,在七月十日到九月十日之间,苏联红军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共损失了三十四万四千九百二十六人,其中阵亡和失踪二十一万四千零七十八人,受伤十三万零八百四十八人,损失坦克一千三百四十八辆,大炮九千八百八十五门,飞机九百零三架。这给以后的战局带来重大影响,当德国军队发动“台风”行动时,他们面对的是一支精疲力竭的苏联红军,苏联红军的坦克等重武器遭到了重大损失,并且来不及完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这直接促成了苏联红军的又一次完败。 斯摩棱斯克战役(1941)苏德战争期间,德苏两国军队于1941年7月10日—9月10日在斯摩棱斯克地域实施的攻防战役。德国军队继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战役之后,企图以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为F.von博克元帅)围歼苏联红军斯摩棱斯克集团,夺取西德维纳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带,打开通向莫斯科的门户。其参战兵力为60个师又1个旅及1个航空队。苏联红军西方向部队(陆续投入西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苏联中央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总司令为苏联元帅S.K.铁木辛哥)奉命固守斯摩棱斯克地域,阻止德国军队向莫斯科突进。7月10日,德国军队从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罗加乔夫一线发起进攻,以第3和第2装甲集群主力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实施钳形攻势,以部分兵力向大卢基方向和罗斯拉夫尔方向实施辅助突击,第9和第2集团军随后跟进。  13日,苏联红军一部向德国军队实施反突击,收复罗加乔夫和日洛宾两市。14日,苏联红军在奥尔沙附近的反突击中首次使用BM-13型火箭炮("喀秋莎")。16日,德国军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攻占斯摩棱斯克和奥尔沙,20日占领叶利尼亚。23—25日,苏联红军以4个集团军级战役集群向斯摩棱斯克地域实施向心突击,第20和第16集团军主力乘势突围。26日,德国军队从东面封闭斯摩棱斯克合围圈。次日,苏联红军莫吉廖夫集团被歼。30日,苏联红军在西方面军后方组建预备队方面军,以掩护莫斯科方向。同日,德国军队奉命转入防御,进行休整补充。8月5—8日,苏联红军斯摩棱斯克集团和罗斯拉夫尔集团先后被歼。9日,德国军队为消除右翼威胁转而南下。  24日,德国军队围歼苏联红军戈梅利集团,威胁西南方面军侧后。26日,德国军队在北部歼灭苏联红军大卢基集团。1941年8月30日—1941年9月6日,苏联红军以10个师的兵力向叶利尼亚突出部实施反突击,重创德国军队,收复叶利尼亚。1941年8月29日—1941年9月4日,苏联红军航空兵共出动飞机4000余架次支援布良斯克方面军作战,但未能阻止德国军队第2装甲集群南进。1941年9月1—1941年9月9日,苏联红军以4个集团军的兵力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再次转入进攻,未能奏效。10日,苏联红军奉命转入防御,战役结束。据德方资料,此役,德国军队共俘苏联红军官兵约45万余人,击毁和缴获坦克约3600辆、火炮4800余门,向东推进约200公里。苏联红军以顽强抗击和反突击削弱了德国军队攻势,为准备莫斯科防御赢得了时间。  1941年7月10日—9月10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争中,苏联红军西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苏联中央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在斯摩棱斯克与德国军队进行的一次攻防战。  由于德国军队在边境交战进展顺利,苏联红军统帅部从6月底起,开始将战略第二梯队沿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中游从克拉斯拉瓦到洛耶夫展开,任务是固守这一地区,不让德国军队突向莫斯科。除现有方面军所属军队外,由大本营预备队开来的第22、第19、第20、第16、第21集团军也编入了西方面军(司令为苏联元帅铁木辛哥)。但是,其中只有24个师占领了阵地。而且在交战开始前,他们未来得及建立稳定的纵深防御。预备第24、第28集团军(19个师)在纵深内主要地区以东210—240公里,从涅利多沃到布良斯克的正面上层开。1941年7月8日,德国军队统帅部给“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为博克元帅)规定了任务:合围防守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地区的苏联红军,攻占奥尔沙、斯摩棱斯克、维捷布斯克地域,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往莫斯科的捷径。  7月10日前,只有“中央”集团军群的快速军队—坦克第2(司令为古德里安上将)、第3集群(司令为霍特上将)各师和第9(司令为施特劳斯上将)、第2集团军(司令为魏克斯上将)各先遣兵团—进抵第聂伯河和西德维纳河。这两个集团军的基本兵力(30余个师)被白俄罗斯境内进行的战斗所迟滞,落后于快速军队120—150公里。但是在向斯摩棱斯克方向的进攻开始前,德国军队的人员,炮兵和作战飞机比苏联红军西方面军多1倍,坦克多3倍。根据战斗行动的性质和所遂行任务的内容,斯摩棱斯克交战分为四个阶段。 奥匈帝国曾与英、法、德、俄并列为欧洲传统五大强国,是当时世界列强之一,其国土面积之辽阔、在当时欧洲排名第三。然而,一战结束后,庞大的奥匈帝国解体,分裂成多个国家。那么,奥匈帝国为啥会解体?  (奥匈帝国)  一战中,德国和奥匈帝国是一条战线,关系也非常铁。那么,德国和奥匈帝国为啥铁呢?其实,两个国家很有渊源。西罗马帝国解体后,分成了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而三部分又各有自己的城邦组成。  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国家,境内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两个城邦都很强大。最后,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的城邦,建立德国。期间,普鲁士和奥地利曾经打过一仗,不过奥地利失败了。  虽然失败了,德意志和以奥地利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奥匈帝国认为是一家人,所以关系一直很铁。  (奥地利帝国)  匈牙利民族是奥地利帝国中第二大民族,奥地利皇帝无法忽视匈牙利贵族的势力,所以经过谈判,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也成为匈牙利国王。这样,奥地利王国便升格为奥匈帝国皇帝。  经过不断的扩张,奥匈帝国的势力非常强大。根据资料记载,奥匈帝国与英、法、德、俄并列为欧洲传统五大强国,是当时世界列强之一,其国土面积之辽阔、在当时欧洲排名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总人口数量之众多、稍逊于俄罗斯和德意志帝国,位于欧洲第三。机械仪器制造业之繁荣、和钢铁军火工业之雄厚,排位世界第四,仅次于德国、英国和美国之后。 资源总储备之广泛、和动员总兵力之庞大,亦是欧洲第四,只少于俄罗斯、德国和法国。 农产品种类之繁多、和原油产量之丰富则是超越拥有精致农业的法国和以粮食出口为导向的俄罗斯,位居全欧之冠。斯柯达兵工厂生产的重炮武器雄踞世界第一。  这些强大的经济基础,也让奥匈帝国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斐迪南大公夫妇)  一战的导火索发生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波斯尼亚原来是一个独立国家, 19世纪沦为奥匈帝国属地。1914年6月28是波斯尼亚的国庆日,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来到了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视察。此行,斐迪南大公想完成一个心愿,想使妻子得到她在维也纳得不到的皇室荣誉。  然而斐迪南大公却忘记了,这块土地是奥匈帝国在1908年所吞并,对他充满了仇恨、刺杀他的阴谋正在酝酿着。当枪弹打穿斐迪南的脖颈和他妻子腹部的时候,随着两股鲜血的喷出,一场把全世界都卷入的战争开始了。  后来经过调查,枪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不久,奥匈帝国宣布对塞尔维亚开战。塞尔维亚一直是俄国的小弟,看到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于是也卷入战中。此后,德国、法国、英国等超级大国,都加入了一战。  (奥匈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奥匈帝国失败。当时,奥匈帝国已经四分五裂。对战胜国来说,按照美国总统伍德鲁·威尔逊宣布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奥匈帝国被肢解为多个民族国家是必然发生的事。  此后,奥匈帝国分裂成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分成捷克、斯洛伐克二国)、 南斯拉夫(现在分成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共和国等国) 、波兰。 此外,罗马尼亚和意大利也获得部分奥匈帝国的土地。 第一阶段  1941年7月10—1941年7月20日,德国军队在苏联红军西方面军右翼和中央突破防御。德国军队快速兵团推进约200公里,合围了莫吉廖夫,并夺取了奥尔沙、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克里切夫。苏联红军第19、第16、第20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地域陷入德国军队战役合围。第13集团军一部兵力突过了索日河,其余兵力击退德国军队的多次坦克冲击后,守住了莫吉廖夫。在这几天,苏联红军第21集团军在西方面军左翼向博布鲁伊斯克方向实施进攻,解放了罗加乔夫市和日洛宾市,并将德国军队第2集团军主力长时间牵制于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河之间地带。  第二阶段  1941年7月21日—1941年8月7日,苏联红军统帅部企图使用后备方面军在西方向组织反攻。为此目的建立的第29,第30、第28、第24集团军的4个集团军级战役集群和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指挥的集团军级战役集群(均转隶西方面军),从别雷、亚尔采沃、罗斯拉夫利地域向斯摩棱斯克实施向心突击,任务是与第16、第20集团军协同,粉碎斯摩棱斯克以北及其以南的德国军队集团。骑兵集群(3个骑兵师)在第21集团军地带内对德国军队后方进行了奇袭。在战斗行动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主要斗争基点:一个在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地域,另一个在索日河以及第聂伯河和别列津纳河之间地带。有鉴于此,由西方面军左翼各集团军(第13、第21集团军)和由预备队开来的第3集团军于1941年7月24日组建了中央方面军(司令为库兹涅佐夫上将)。苏联红军虽然在反攻过程中未能粉碎德国军队斯摩棱斯克集团和取得显著战果,但却打破了“中央”集团军群对莫斯科的进攻,支援第20、第16集团军突破了合围圈,并将主力撤过第聂伯河。1941年7月30日,德国军队被迫在西方向转入防御。德国军队统帅部决定消除苏联红军对“中央”集团军群两翼造成的威胁之后,再进攻莫斯科。从1941年7月10日—1941年8月5日,德国军队共俘苏联红军31万人,缴获坦克3000多辆和数量大致相同的火炮。  第三阶段  8月8—21日,战斗行动的中心向南转移。1941年8月8日,德国军队第2集团军和坦克第2集群将正面转而向南,对中央方面军转入进攻。苏联红军被迫向东南和南方向退却。1941年8月16日,为掩护布良斯克方向,在预备队方面军(司令为朱可夫大将;1941年7月30日组建,其左翼各集团军向前调到第一梯队)和中央方面军之间建立了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为叶廖缅科中将),其编成内有第13,第50集团军,从8月25日起又增加第3、第21集团军(中央方面军撤销)。至8月21日前,德国军队第2集团军和坦克第2集群推进120—140公里,进抵戈梅利、斯塔罗杜布一线,并深深楔入苏联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之间,对苏联红军西南方面军翼侧和后方造成了威胁,苏联红军被俘78000人,144辆坦克和700门火炮。1941年8月16日,苏联红军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第24、第43集团军(第24集团军从7月30日起在该方面军编成内)发起进攻,以粉碎德国军队杜霍夫希纳集团和叶利尼亚集团。进攻虽未得到发展,但德国军队在叶利尼亚附近的战斗中遭重创。  第四阶段  1941年8月22日—1941年9月10日。在此阶段,苏联红军统帅部决定以积极的行动挫败“中央”集团军群,打破其向南方向对西南方面军后方的进攻。然而,布良斯克方面军以对翼侧突击来阻止德国军队推进的企图未能奏效。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带内,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为同一目的进行了一次有460架飞机参加的空中战役。苏联红军航空兵重创坦克第2集群,但亦未能打破德国军队向南的进攻。与此同时,在西方面军右翼,德国军队对第22集团军实施了有力的坦克突击,突破了该集团军防御,并于1941年8月29日夺取了托罗佩茨。第22集团军及在其以南防御的第29集团军,被迫退向西德维纳河东岸。1941年9月1日,西方面军第30、第19、第16和第20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附近重新转入进攻。但进攻未得到发展。预备队方面军第24集团军在叶利尼亚地域继续实施进攻行动。这些行动以粉碎德国军队叶利尼亚集团而告结束。1941年9月10日,苏联红军西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命令转入防御。 中国古代婚姻的标准是“门当户对”。西周时禁止贵族跟平民通婚,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度”,门第等级森严,士族与庶族之间禁止通婚,南朝士族王源嫁女庶族富阳满氏,被弹劾为“惟利是求”,并拟“禁锢终身”。  门当户对的婚姻  士族制度在隋唐时逐渐消失,“门当户对”逐渐成为古代婚姻的重要习俗。从封建社会早期的“门当户对”制度演变而来了“良贱不婚”。“良贱不婚”是指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某类人的身份或是职业会受到歧视,户籍上被编为“贱籍”,比如娼女、奴婢等,身家清白的良人是不能与“贱籍”人通婚的,否则会受到刑事处罚。  古代婚姻制度中的“门当户对”、“良贱不婚”都是指“娶妻”,而非指“纳妾”。纵然是“秦淮八艳”的董小宛貌美如仙,也只能做妾。  古代婚姻制度承认妻的地位,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娶进门的才为妻,所以叫做“娶妻”。纳妾的形式等同于买卖交易。在家庭中,只有妻子与丈夫有相对平等的权利。  如丈夫先亡,妻子便要守节。妻子早亡,丈夫在精神上守节。丧妻之后,男子再娶妻,称作“继室”或“续弦”。第一任妻子称作“原配”。墓穴之中的棺木,祠堂之中的牌位,正位只能是丈夫和原配妻子,继室只能居于偏位。  古代夫妻用什么理由离婚  “夫妻本是同林鸟”,男女结为夫妻,就要白头偕老。在封建社会,离婚主要依照“七出”。出妻即男子强制休妻,是我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离婚方式。  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即“七出”。依据《大戴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男子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  如果女子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  古代婚姻制度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妻子休弃。《大戴礼》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和离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允许夫妻通过协议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和离大多是协议休妻,这往往成为男方为掩盖“出妻”的真正原因,以避免“家丑外扬”。 1894年8月1日,已在数日前先行于丰岛海域爆发海战的清朝与日本,为了争夺朝鲜的控制权,终于向彼此发布宣战诏书,影响中日韩三国命运数十年的甲午战争就此轰轰烈烈开打。清朝向朝鲜牙山、平壤等地陆续遣军迎战,日本也在汉城(今韩国首尔)、釜山、仁川等处集结大量兵力,同时也在稍早派出大军占领景福宫、把守汉城城门,将朝鲜王室悉数纳入控制之下。对朝鲜而言,尽管早有驱逐宗主国清朝势力、实现完全独立自主的渴望,但日本的进逼又更蛮横与粗暴,使朝鲜更心生畏惧。因此对于这场自己毫无决定权的双雄大战,朝鲜只能被动地密切观察,期许能保住已所剩无多的权利。  当战事爆发前,日本为了制造开战借口,便曾向清朝提议由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但被一味寻求双方退兵以免冲突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拒绝。然而,日本的提议却使朝鲜误以为可借机摆脱清朝干涉,当时的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便在报告李鸿章的电文中提及此现象:“日以自主革政告说,韩人渐眩惑,盼革政者尤多,察韩人意渐携贰,如倭队至汉(城),吓骗均易着力,我以空口劝韩恐无济,势已未易挽回”。日本的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亦于给日本政府的报告内论及金嘉镇、赵义渊、俞吉浚、洪钟宇等改革派人士日趋活跃,希望拥戴朝鲜高宗的生父兴宣大院君,逼退闵妃戚族,从而改革朝鲜内政之事。  不过朝鲜很快就察觉日本所谓的“自主革政”,不过仅是挑衅夺权的借口。大鸟圭介在接到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允许其制造开战口实的密令后,立刻向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提出照会,要求朝鲜限期确认,究竟是否自认为清朝属邦。有自主倾向的朝鲜自然不愿承认清朝的宗主权,但又怕清朝责难;若承认为属邦,日本又会以此为理由大加争呶。  朝鲜君臣就在这两难之中商议了许久,不得已之下,只能一面向日本公使馆请求延期答复,一面继续向清朝求援。但是李鸿章对此情势,却仅训令袁世凯:“韩属华已千余年,各国皆知,即韩与各西国立约,均经声明,务劝王坚持,如畏倭,竟认非华属,擅立文据,华必兴师问罪云,欲以此胁韩,令勿轻许”,丝毫未给予朝鲜任何抗拒日本压力的实质支持。  朝鲜没奈何,只能让赵秉稷答复:“本国自立约以来,所有两国交际交涉事件,均按自主平等之权办理,此次请援中国,亦系我国自由之权利也……且本国内治外交,向由自主,亦为中国之所知”,将中国王朝过去听凭藩属国自主的传统,解释为自身的独立,至于属邦与否,朝鲜则推托道那是清朝官员的表态─“应与本国无涉”,不愿正面回答日本、也不公开挑战清朝的地位。  但大鸟圭介仍未放缓施压力道,又接着提出五大内政改革纲领,要求朝鲜在中央政制、财政、法律、教育和军事上做出变革。李鸿章闻知后仅表示:“本已备大队进援,惟恐两大交争,以汉城为战场,韩必大受蹂躏,朝廷念及此,故未遽发,若至无可挽,断不坐视不救”,声称备好大军、但因“怜惜”朝鲜可能沦为战场才未进发,依然是未给朝鲜有力的支援,顶多又劝告“内政只可朝鲜自改,不可听倭人勒改,以保自己权利,庶免后悔。”朝鲜明白清朝没法成为靠山,只能自求多福,因此又商议了好些天。  但朝臣们的意见混杂纷乱,如驻日公使金思辙高呼:“倭兵必不能吞韩,仅虚喝构衅,我国以理坚持,不许干预内政,伊亦无如何”,坚持反对大鸟圭介的提案;避走上海的闵泳翊则上书朝廷建议赶紧改革,以免重蹈越南亡国的覆辙。最后高宗只能一面派遣申正熙、金宗汉、曹寅承等三人为代表,前去同大鸟圭介谈判,一面发出教旨表示将扫除积弊:“会议铨臣、将臣财赋之臣,可以捄、可以革、可以罪,凡系政教得失者,各令条陈,无或有隐,随即禀明施行”,希冀缓和日本的压力,以及做出改革是出于己意而非遭强迫的姿态,藉此安抚反对的声浪。  申正熙等三人与大鸟圭介于汉城南山下的老人亭展开谈判,想不到大鸟圭介的态度又变得更为凶狠,他提出一份更详尽的改革纲目,第一条便开宗明义要求厘正中央官署职守、“废止世道执权之弊制”,且此项得于三日内议决、十日内实行!这无异是要求朝鲜即刻废除闵妃戚族的所有势力。然而闵妃自从扳倒兴宣大院君、掌握朝鲜大权之后,满朝文武几乎皆是其党羽,怎可能轻易束手放权,于是申正熙等人便拒绝大鸟圭介的提案,谈判就此不欢而散。高宗同时又下教旨设立校正厅,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革新内政,不理日本的逼迫。申正熙还指责大鸟圭介又是屯驻大军、又是催令限期改革,根本是干涉内政,要求日本尽速撤兵。  此时,袁世凯已发觉李鸿章的绥靖政策无法弭平日本的野心,在苦无清朝增兵支持、朝鲜也不信赖自己的情势下,只能上书告病,请求回国休养,留下唐绍仪代理朝鲜事务。袁世凯一走,朝鲜连表面的靠山也没有,大鸟圭介也少了袁世凯整日要求撤兵的烦扰,气焰更是高涨,再度向朝鲜提出照会,要求朝鲜既然自认是自主之国,就应该驱逐清军、废除中朝之间一切的通商贸易章程。  朝鲜惊慌失措,赵秉稷火速同唐绍仪会商对策,偏偏此时电报线故障,唐绍仪无法请示和告知李鸿章情况已愈来愈危急,赵秉稷只能再度要求日本撤兵。然而,这回大鸟圭介已决定不再用外交辞令与朝鲜往还相争,而是直接动武达到日本的目的。夜半时分,天色未明之际,日本军队倏然出动,迅速包围占领景福宫,大鸟圭介入宫胁迫高宗下旨禁止朝鲜军队抵抗,使得不少士兵“兵皆痛哭,碎鎗筒、裂军服而逃”,并派人往云岘宫催请大院君重新出马,以作为日本的傀儡。  在彻底掌控朝鲜朝廷后,日本接着施压高宗起用亲日派人士担任要职,以及流放罢黜闵氏一族的官员。赵秉稷也在日本的威胁下,向唐绍仪宣布废除所有中韩贸易章程,并“请求”大鸟圭介代为驱逐境内清军。唐绍仪见状,也只得从仁川秘密逃回国内。情势演变至此,日本可说是已在朝鲜掌尽优势,清朝则在一味的避战下渐丧影响力,更错失备战的良机。  随着甲午战争正式开打,朝鲜也在日本的威逼下任命亲日派的金弘集组成内阁,先后两次宣告彻底改组中央与地方官制,以及废除阶级差异、禁止早婚、废弃清朝年号而改书开国纪元(稍后转为使用建阳年号),王室尊号也从“主上殿下”改为“大君主陛下”,史称“甲午更张”,藉此彰显朝鲜的“独立自主”。  殊不知,日本在接下来数年挟着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得胜的余威,继续“鼓励”朝鲜推出更多“独立自主”的政策,而每一回的“独立自主”,都使日本的势力又更深入朝鲜一步。最后终于在1910年,才改制称帝13年的大韩帝国,在日本的强压下被迫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惨遭灭亡,从此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才迎来光复的时刻。 民国以来,关于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的坟墓,众说不一,传说种种。  冯国璋的坟墓神秘莫测。据当地人传说,冯国璋因树敌过多,他的后人按照父辈的遗嘱,为防止后人偷挖其墓,除了在好几处地方设假墓以外,还学了三国人物曹操的葬法。  曹操死后,究竟葬于何处,成为千古之谜,不过说得最多的是设了不少假冢,真坟却葬在三峡的急滩下面,坟内装有一个月齿飞轮,挖墓者只要碰上它就会化为肉酱。  冯国璋的坟在曹操坟墓的基础上又做了一番改进,除在地宫里埋上飞刀以外,还安装有用砒霜浸泡过的毒箭,若被射中,五步之内即可毙命。此外,还在棺材外围埋了地雷和毒气弹,稍一接触,即可爆炸。冯坟占地100亩,坟墓的规模、设计建筑可与皇帝的地宫媲美,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坟墓。总之,传说神乎其神。  然而,越是神秘的东西,越是引人注意。冯国璋的坟墓自1920年建成之后,就成了各路人觊觎的目标。特别是日军侵华以后,被日本人、土匪、偷墓贼破坏不堪,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基本上已夷为平地。只是慑于可怕的传言,对其地宫建筑虽垂涎已久但却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小将们数百人,个个手持铁镐铁锄向冯墓宣战,他们提出口号:“即使挖地三十丈,也要挖出冯的尸骨。”  谁知当坟墓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时,他们大为震惊,除了仅两寸厚的一口薄棺、棺中一把军用战刀和一张相片外,再无他物。曾经见过原状的人还大有人在,他们都感到奇怪,明明地下建筑富丽堂皇,为何空空如也,连尸迹也没有?冯国璋的真坟到底葬在哪里?真不可思议。  冯国璋1859年出生于直隶河间(今属河北)的一个破落家庭,原名华甫,其父冯春棠嗜酒成癖,不务正业,母亲孙氏忍辱负重。  冯国璋出生后不到5年,家业已经衰败,生活贫困至极,幸好其母任劳任怨,勤俭持家,让冯国璋去读私塾,可是终因家境恶化只好中途辍学。冯国璋是个孝子,在家一面孝顺母亲,一面自学苦读,后来凭腹中的墨水考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任清政府驻日使节,遍访日本,扩大眼界,接受新生事物,开始著书立说。一次偶然机会,被清廷要员发现,向皇上保荐,于是青云直上。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冯国璋任北洋军阀第一军军统、禁卫军总统,成为位高权重的“北洋三杰”之一。冯国璋于1916年出任民国副总统,次年7月登上代总统宝座。  冯国璋虽身居高位,但不忘母恩。每当回首往事时,他总是热泪盈眶地诉说母亲的养育之情。冯国璋在生时曾对人说,他一生只崇拜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三国的曹操。他对曹操崇拜得五体投地,对他的诗句熟背成颂。故冯国璋以曹操为榜样,身怀壮志。可是由于时局动荡,上任不到一年,就被段祺瑞胁迫下台,积愤成疾,次年12月28日病死于北京帽儿胡同冯家大院。  新任总统徐世昌接照冯国璋的遗嘱在冯的老家河间西诗经村,仿照曹操的坟墓建造墓地。据猜断,他冯国璋会不会真学曹操建衣冠假坟迷惑后人,而其真尸陪伴父母坟边呢?  于是在冯春棠、孙氏两老的坟地西诗经村东北10里许的半截河村,一个长满青草没有封土的地方,刨开土层,挖下不到5尺终于揭开了谜底。  冯国璋的真坟非常简单,棺材用阴沉木做成,大概是为了防潮之故,棺外缠有三层石棉布,涂了四道土漆。因棺材密封甚严,冯国璋的尸体尚存完好,肌肉富有弹性,栩栩如生,据知情者确认棺中之尸正是民国代理总统冯国璋。其葬品有元宝和银币数枚,玉鼻烟壶和如意各一件,右拇指戴翡翠戒指一枚,口含猫眼珍珠一颗。后来文物移交给了当地文物部门收藏起来。而尸体因露风腐烂,并遭毁坏。  真相大白!不过冯国璋坟墓的种种传说,也只是传说罢了。谜团是冯国璋的后人故意放出的一个烟雾弹,希望用障眼法迷住世人,以确保坟墓安全。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最终难逃此劫。 蒙巴顿方案即“印巴分治”方案。1947年6月由英国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路易斯·蒙巴顿提出而得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迫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大压力,提出“分而治之”的方案。  根据居民宗教信仰,英属印度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分别建立自治政府;巴基斯坦由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构成;王公土邦在“移交政权”后享有独立地位,可分别谈判加入印巴任何一个自治领。这个方案为当时的主要政党印度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所接受。1947年8月15日,英国把在印度的政权分别移交给印度国大党和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从此告终。英国在印度的经济利益基本未受影响,而印度独立法规定的内容又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形成了一些争端,其中最严重的是克什米尔问题,为印巴日后的长期冲突埋下了伏笔。  1942年3月,英国政府曾派掌玺大臣、下院领袖克里普斯前往印度,许诺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的地位。克里普斯到达印度后,提出了英国对印提案,也就是“克里普斯提案”。其内容是:英国与印度磋商后,决定发表使印度在最短时期内成立自治政府的提案,提案的内容是建立新印度联邦,使之成为自治领,其地位与英国本国及其他自治领各国相等,不论在内政和外交上,均不隶属他国。但方案中又提出,英属印度的土邦有权不加入新建立的印度联邦,这就使得有可能在印度原有土地上建立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政治实体,从而为印度的分裂打开方便之门。同时也意味着,拟议中的东巴基斯坦—孟加拉有可能单独立国。“克里普斯提案”成为后来“蒙巴顿方案”的雏形。  根据“蒙巴顿方案”的规定,印度教徒居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归属巴基斯坦。但对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却规定由各王公土邦自己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保持独立。当时,克什米尔地区77%的人口为穆斯林,他们倾向加入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土邦王是印度教徒,他先是既不想加入印度,也不愿加入巴基斯坦,但最后又倾向加入印度。因此,印巴分治时,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印、巴分治后不久,双方为争夺克什米尔主权于1947年10月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即第一次印巴战争。  1947年12月,印度将克什米尔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1948年8月和1949年1月,联合国印巴委员会先后通过关于克什米尔停火和公民投票的决议,印巴均表示接受。  1949年1月双方正式停火,7月划定了停火线。克什米尔分为印控区和巴控区,印巴分别在各自控制区内建立了地方政府。  1953年8月,印巴两国总理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克什米尔争端应通过克什米尔公民投票来解决。然而,1965年6月,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爆发第二次战争。1971年12月,在因东巴基斯坦脱离巴基斯坦而爆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又占了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部分土地。  1972年7月,印巴签署了《西姆拉协定》,双方同意在克什米尔地区尊重1971年双方停火后形成的实际控制线。  为了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两国领导人和部长级官员数次举行会谈,但一直没能达成协议。1989年后,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不断发生交火,两国均蒙受巨大损失。2003年11月23日,巴基斯坦总理贾迈利宣布,巴军队将从穆斯林的重要节日开斋节(26日)开始,在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的巴方一侧实现单方面停火。24日,印度对这一建议表示欢迎,并于25日作出了积极回应。两国军方25日经磋商决定,自当天午夜起在克什米尔“国际边境”、“实际控制线”和“锡亚琴实际接触线”(印方称为“实际地面位置线”)一带实现停火。双方同时表示,希望停火永久持续下去。  2004年1月7日,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查谟市西北30公里靠近印巴实际控制线的杰纳布河上,民间团体“印度青年之声”的一名成员在向河中投放装有糖果的盒子,希望这个盒子能漂到下游的巴基斯坦,把他们支持印巴对话和解的美好愿望带给巴基斯坦人民。  2005年4月7日,载满乘客的公交车分别从克什米尔的印控区和巴控区双向对开,这是近60年来印巴克什米尔地区之间的首次通车,开启了印巴和平进程的新篇章。  2005年10月29日上午至10月30日凌晨,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巴印双方在伊斯兰堡达成协议,同意暂时开放克什米尔实控线5个检查站,以允许两边的居民共同展开震后救援行动。 1939年8月23日,“凯利”号加入现役。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凯利”号奉丘吉尔的命令,前往法国,将温莎公爵夫妇接回英国。  1939年10月,“凯利”号奉命北上挪威海域,为英国和挪威之间的HN和ON运输船队提供护航。在这段时期,蒙巴顿发明了被称为“蒙巴顿粉红”的海军迷彩。  1940年3月9日,在从苏格兰前往卑尔根的ON-17护航队中,“凯利”号和南下的HN-17护航队中的“廓尔喀”号驱逐舰在挪威沿海的大雪天气中发生碰撞事故。两舰受损都不严重,各自驶到了原定的目的地。在船坞中检修时发现,“廓尔喀”号舰尾的螺旋桨保护架将“凯利”号的舰首戳开了一个口子。英国海军部对这次碰撞事件进行了讯问,但由于当时海面状况恶劣,因此两舰舰长都没有受到处罚。  1940年5月9日,蒙巴顿率领第五驱逐舰分队在英吉利海域巡逻,接到巡逻机发回的报告,称发现一支德国布雷船队。蒙巴顿闻讯后率“凯利”号、“坎大哈”号(HMS Kandahar)以及“大斗犬”号驱逐舰(HMS Bulldog)去搜捕敌舰。当天晚上23点45分,德国海军S-31号鱼雷艇向“凯利”号发射了两枚鱼雷,将其炸伤。在“凯利”号大修的时间里,蒙巴顿将旗舰转移到“标枪”号(HMS Javelin (F61))驱逐舰以指挥第五驱逐舰分队,在11月和德国海军发生战斗,“长矛”号受创,而德舰无一损失,蒙巴顿因此受到指责。  1941年4月,第五驱逐舰分队调到地中海。在5月的克里特战役中,“凯利”号在5月23日上午遭到大批德国飞机轰炸,最终被炸沉,128名舰员遇难,包括蒙巴顿在内的38人幸存。“凯利”号沉没后,蒙巴顿奉命前往美国,就任“光辉”号航空母舰舰长。当时该舰正在美国大修。  1941年10月,蒙巴顿被丘吉尔召回英国,被指定为“联合作战司令部”的领导人,负责制订两栖联合登陆作战的计划。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准将,并在1942年被同时授予海、陆、空三军的中将军衔。蒙巴顿的职权包括担当联合作战的技术顾问;负责训练计划,创办训练学校;研究各种联合作战战术,从小规模突袭到大规模两栖作战;指导和监督联合作战所需技术装备的研制和发展。  蒙巴顿担任联合作战司令后,对德国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突袭,包括1941年10月用伞兵摧毁挪威瓦格索的重水工厂;1942年2月袭击法国沿海的德国雷达站;1942年3月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圣纳泽尔港的突击;以及同年5月英国和南非军队在迭戈-苏亚雷斯港实施登陆,对维希法国统治下的马达加斯加岛进行“预防性占领”。  1941年6月22日苏德开战后,以及美国参战后,斯大林不断要求英国和美国在西欧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为了进行登陆战术验证,同时向苏联表明盟国尚没有实力开辟陆上战场,丘吉尔指示联合作战司令部,设法在法国北部搞一次较大规模的两栖登陆突袭。突击计划在1942年5月拟好,当时的行动代号叫“开辙犁行动”(Operation Rutter),后来改成了“50年节行动”(Operation Jubilee),突袭的地点选在了法国北部的迪厄普。  1942年8月18日上午10时,蒙巴顿下令开始实施登陆行动。由于情报泄露、准备不充分等多方面原因,登陆部队在8月19日上岸后不久即被德军击败。  1943迪厄普突袭失败后,为掩盖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的企图,英国海军情报处展开了代号为“肉馅”的欺敌活动,诱使希特勒认为盟军的下一步目标是占领撒丁岛以及希腊。蒙巴顿配合海军情报处的行动,亲笔撰写了欺敌行动所需的信件。西西里登陆成功后,蒙巴顿和丘吉尔前往加拿大的魁北克,参加美英首脑的“四分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盟军东南亚战区(SEAC)最高司令官,协调这一战区的海、陆、空军联合作战,军衔被提升为海军上将。  1943年10月6日,蒙巴顿抵达新德里,正式就任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协调指挥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各场战役。在他指挥下,盟军先后在若开战役、英帕尔战役、科希马战役中击败日军的进攻,并于1945年初在缅甸发动了反攻,缅甸成为除菲律宾以外盟军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唯一“收复”的殖民地。  1945年9月12日,蒙巴顿在新加坡市政厅举行了盟国东南亚战区的正式受降仪式。  战争结束后,蒙巴顿的军衔由战时海军上将和陆空军中将变为海军少将。  1946年1月2日,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  1946年8月23日,为了奖赏蒙巴顿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功劳,特别是作为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在缅甸击败日军的战绩,被英王乔治六世封为缅甸的蒙巴顿子爵。  1947年10月28日加封缅甸的蒙巴顿伯爵和罗姆塞男爵。  印度总督  1946年12月18日,英国内阁决定由蒙巴顿出任最后一任印度副王兼总督(Viceroy and Governor-General)。  1947年3月22日,蒙巴顿夫妇抵达新德里,于3月24日即位。  二战结束后,由于中国、朝鲜、越南、印尼等远东国家和殖民地相继爆发了共产主义革命或反西方的民族独立运动,决心尽快给予印度独立地位的英国工党内阁采取了多项准备工作,加快了印度独立的进程,第一步是推进印度的宪政改革,将更多的权力分散到印度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手中。第二步是宣布英国政府将不再充当决定印度前途的角色,只起协调和维护印度法律与秩序的作用。甘地、以及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和帕特尔等人都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国家,蒙巴顿也赞同印度统一建国,以便扶植建立一个亲西方的亚洲大国,抗衡东亚和东南亚的共产革命浪潮。而全印度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则希望成立单独的巴基斯坦国,并以发动内战相威胁。1947年4月10日,谈判最终破裂,为避免内战爆发,蒙巴顿在印度国大党同意分治的前提下,开始制订印巴分治方案,即《蒙巴顿方案》。5月13日,蒙巴顿将拟好的方案发给印度临时内阁讨论。6月3日晚上7点,蒙巴顿在全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阐述了英国政府战后对印政策的一贯主张以及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分歧,然后全文宣读了《蒙巴顿方案》的内容。  决定印巴分治后,蒙巴顿对当时印度半独立的565个土邦国进行了大量劝说工作,劝其加入印度(国大党只允许6个土邦加入巴基斯坦),而不要选择独立。经过劝说,绝大多数土邦与印度签署了合并协议,只有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两个土邦希图保持独立地位。海德拉巴后于1949年被印度出兵占领,克什米尔则被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占。  1947年8月14日,蒙巴顿在卡拉奇主持了巴基斯坦独立仪式,随后又于8月15日在新德里主持了印度独立仪式。原英属印度帝国变为印度自治领后,蒙巴顿的“副王”头衔也被取消,但他被印度聘请为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督(巴基斯坦自治领总督由真纳担任)。  国防参谋长  1948年6月20日,蒙巴顿辞去印度总督职务,返回英国,重新担任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  1950年6月,已经被晋升为海军中将的蒙巴顿调离地中海舰队,就任第四海务大臣,负责皇家海军的补给、军饷和后勤工作。  1952年5月,蒙巴顿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总司令。  1955年3月21日至1959年,蒙巴顿出任皇家海军第一海务大臣。  1956年,晋升为海军元帅。  1959年5月22日,麦克米伦任命蒙巴顿元帅为国防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主席,成为英国武装力量的最高专职统帅。  晚年生活  1965年6月30日,蒙巴顿从国防参谋长职位上退休。他退休后居住在英格兰南部,汉普郡罗姆塞(Romsey)的布罗德兰兹庄园(Broadlands)。由于蒙巴顿在欧洲王室有众多亲戚,在英联邦和美国军界也有众多故交,因此他退休后经常成为英国的非官方特使,出访外国,参加外交活动,例如1973年出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的国葬、1974年访问中国、1975年出席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的加冕典礼等等。  1965年11月11日,罗得西亚自治领(今津巴布韦)的白人总理伊恩·史密斯(Ian Smith)宣布单方面独立,建立白人少数政权。蒙巴顿作为英国政府特使派往罗得西亚,与反对单方面独立的汉弗莱·吉布斯总督一道建立一个联合抵制运动,有可能的话,蒙巴顿使团将联合罗得西亚军队中忠于英国的高层军官,发动一场推翻种族主义政府的军事政变。蒙巴顿虽然表示同意,但是对其可行性提出置疑。11月26日,罗得西亚政府软禁总督,英国飞机被禁止降落,切断了同英国的一切联系,“蒙巴顿使团”方案无疾而终。  1966年1月,代表英国女王参加印度总理夏斯特里的葬礼。  1968年,蒙巴顿牵涉到英国国内的一场政变传闻中。5月5日,他的朋友休·卡德利普(Hugh Cudlipp)把英国传媒巨头、MI5的秘密代理人塞西尔·金(Baron Cecil King)、以及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朱克曼请到布罗德兰兹庄园,一起讨论如何振兴国家精神的问题。金告诉蒙巴顿,在英国国防部、三军和情报部门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对工党政府的右翼军官集团,如果蒙巴顿同意出面做最高领袖,他们将动员国防部的少壮军官集团和桑赫斯特军校的学员,在伦敦发动突然袭击,派出机枪封锁道路并实行戒严,逮捕威尔逊首相和其他工党要员,并将其递交军事法庭,以审判其“叛国罪”。蒙巴顿勋爵,以其在军队和国民中的崇高声望,将成为“救国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salvation)的最高独裁者。虽然蒙巴顿拒绝参加政变,但此事后来被当事人披露,引起公众哗然。  1970年10月,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制造和部署战术核武器。  1973年9月,代表英国女王参加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葬礼。  1974年,访问中国。  1975年,访问苏联。  1979年8月27日,在“阴影V”号游船上被爱尔兰共和军放置的炸弹炸死。终年79岁。  蒙巴顿在晚年参加了记录片《海军元帅蒙巴顿伯爵的时代和生平》的拍摄工作。由于身为王室中年龄最大的政治家,他还是菲利普亲王和查尔斯王子的精神导师,与查尔斯王子互称“我的名誉祖父”和“我的名誉孙子”。  退休后的蒙巴顿喜爱到爱尔兰斯莱戈郡的马勒莫(Mullaghmore)度假。由于该地位于爱尔兰和北爱的边界,经常被用作爱尔兰共和军的藏身地,所以爱尔兰和平卫队(国家警察)早就对蒙巴顿发出数次警告,指他有被谋杀的可能,但蒙巴顿没有重视。  1979年8月27日,蒙巴顿携家人在马勒莫小码头乘坐“幻影五号”游艇捕虾。一名爱尔兰共和军成员,托马斯·麦克马洪(Thomas McMahon),早时趁船上无人值守时安装了一枚重达50磅(23千克)的炸弹,随后当蒙巴顿一家都上船后,麦克马洪引爆了在船上的的炸弹。蒙巴顿的双腿被几近炸断,虽然他很快就被附近渔民救起,但在上岸之前就因伤重而死,终年79岁。同船身亡的还有他14岁的双胞胎外孙之一尼古拉斯·纳奇布尔,他女婿的母亲布拉伯恩女爵,以及船上的15岁爱尔兰籍少年船员保罗·麦克斯韦尔。随船的蒙巴顿长女帕特里夏和丈夫的两腿都被炸断,但两人均存活。爱尔兰共和军则迅速表示对此事负责,且宣称处决蒙巴顿是“为了吸引英国民众对英国政府持续侵占北爱尔兰行为的关注”。新芬党当时的副党魁盖瑞·亚当斯则称爱尔兰共和军对蒙巴顿的谋杀行动“恰恰是蒙巴顿一生都在对他人做的事”。  刺杀蒙巴顿的当天,爱尔兰共和军还对在北爱尔兰唐郡沃伦点行军的英国陆军发动大规模袭击,共18名英军士兵丧生,包括16名伞兵团的士兵和一名英军中校,且6人受重伤。是次袭击被称作沃伦点袭击,并为北爱尔兰冲突中伤亡人数最严重的一次冲突。  1979年9月5日,蒙巴顿勋爵的国葬仪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这是1965年丘吉尔去世后英国最大的一次国葬,出席葬礼的除了英国王室全体成员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摩纳哥等国的君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等欧洲战败国以及希腊的前国王,以及美国、法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尼泊尔、菲律宾、南斯拉夫等国的君主、总统特使或政府代表。按照蒙巴顿生前特地声明的愿望,没有邀请日本人出席葬礼。国葬仪式后,蒙巴顿的灵柩被运回罗姆塞,安葬于罗姆塞修道院的墓室中。  刺杀蒙巴顿的凶手麦克马洪在1979年底被控谋杀罪,不过在1998年依据贝尔法斯特协议中的条例被释放。他至今仍然住在爱尔兰,且未对蒙巴顿的死表有任何歉意,仅为两名少年的死表示懊悔。 诸葛亮的一生智慧超群,为蜀汉立下汗马功劳,刘备在世的时候忠心跟随刘备,刘备逝世后忠心辅佐其儿子刘禅,可以说蜀汉末期是有诸葛亮的存在,才能让体现出蜀国的存在,如果没有诸葛亮,蜀国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呢?  公元234年,诸葛亮在陕西宝鸡岐山境内去世,享年54岁。死后的诸葛亮被蜀国君王刘禅封为忠武侯。  诸葛亮临终前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最终使得蜀国的灭亡晚了几十年,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当年蜀国和吴国有过一次合作,蜀国的长史费祎是诸葛亮最器重的人,多次出使东吴,这次又去东吴谈判,在欢迎宴上一群人都喝多了,孙权在私下里和费祎聊天中说道:  “请你转告诸葛丞相,你们国家有两个小人,一个是魏延,另一个是杨仪,他们的才华只是鸡鸣狗盗之才,没什么真才实学的。现在丞相还活着,要是有朝一日丞相不在了,那么,这两个小人一定会造反的。还望你们早点处理掉他们,否则,会招致祸患的!”  当时费祎的脸是红一阵白一阵,属实尴尬实在不知道怎么接话,他吞吐着说:“唉,您是不知道啊,现在曹魏的势力是越来越强大了,蜀国的老将们越来越少,新秀还没有完全成熟,用这两个人,实在是迫不得已。”  从这句话里也能读出另一层意思就是对于这两个人我们蜀国高层都是一清二楚的,根本不需要吴国指手画脚。  东吴的人都能看出这二人有问题,诸葛亮肯定是更了解他们的,而且诸葛亮有先见之明,他知道魏延和杨仪这两个人及其不稳定,互相盼望着对方出事。  于是,诸葛亮在临终前就制定了一系列计谋,在诸葛亮死后不但解决了冲突,还间接的除掉了这两个心腹大患,使得蜀国灭亡又推迟了数十年。  在诸葛亮眼里,这两位大将都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只不过这两个人互不对付,这就让诸葛亮很头疼了。  魏延是一个很勇猛的武将,又是足智多谋的一个人,但是魏延很自负,而且心胸狭窄,在朝中总想压着杨仪,可杨仪也不是什么好惹的羔羊,杨仪经常当朝嘲讽魏延,魏延每次都很生气,有几次都要拔剑杀掉杨仪。  杨仪这个人在治理军队是一把好手,是诸葛亮出征时的大管家。诸葛亮面对这两个人也是很头疼,诸葛亮在世还能压制住他们二人,但是如果有朝一日诸葛先生去世了,这两个人一定水火不相容的掐架,还好诸葛亮有先见之明,早就留了后手。  诸葛亮临终前,对杨仪说,自己死后抓紧时间带着部队回蜀国。  因为杨仪一直在诸葛亮身边,对诸葛亮干的工作也很熟悉,诸葛亮把这件事托付给他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魏延不这么想,魏延想为什么丞相把这么重要的职位交给杨仪,我哪里不如杨仪?  就魏延这种做事比较偏激的人,在政治上简直就是个渣渣,总觉得武力能够解决一切。  如果真的让他把大部队带回蜀国,没准诸葛亮去世后他带着大部队直接去北伐征讨司马懿去了,司马懿这个老狐狸,曹氏好几代都落在他手里了,小小一个魏延怎么可能掀起风浪,到那时可能蜀国就彻底灭亡了。  诸葛亮的安排是杨仪把部队带回去蒋琬接手,诸葛亮早就想到魏延会造反,也算到一定会被解决掉,只是没想到魏延会这么快丧心病狂,他想谋权篡位,取代杨仪的位置,结果被王平和马岱等人个解决了,不仅自己丢了性命,还连累家人株连九族。  这时杨仪看到魏延这种下场小人得志的样子显露的一览无余,得意洋洋的踏着魏延的尸体。  回国之后杨仪发现真正的当权者竟然是蒋琬,自己一点实权都没有,还不如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威风。  于是他整天抱怨,有一次竟然口出狂言说:“要是当初不把军队带回蜀国,而是去投靠魏国,他又怎会是今天这个地位?”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朝廷知道后立刻将他贬出朝廷,流放他乡。  不作死就不会死说的就是杨仪,原本还能在乡下养老,结果他却上书辱骂朝廷命官,于是朝廷就派人将他抓回去问罪,最后,杨仪只能畏罪自杀。  诸葛亮这样的安排真是高明的决策,能让杨仪开心的把军队带会蜀国,让蜀国又存活了30年,不愧是智慧的代表,名垂千古的军师,一般人真是达不到他这样的智慧。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终于被打败了,德军向盟军和苏军无条件投降。这时马歇尔已快满65周岁。他虽然体力尚好,但心力却不济了。战争几乎绞尽了他的脑汁。自1941年以来,他每天都要拍板决策,而每个决策几乎都关系到人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随着战事的扩大,他对全世界所负的责任也加重了,烦恼和忧虑更是有增无减。他是参谋长,不敢有丝毫懈怠,不敢露出丝毫的犹豫。无论是谁,无论是总统、国会、盟国、还是美国人民和将士,都需要有这样一种信心:任凭混乱,至少马歇尔方寸未乱,能够作出决策,争取胜利。在那前景暗淡、形势险恶的时刻,人们把他视为中流砥柱,相信只要跟他站在一起,就能化险为夷。正如英国百慕大总督夫人玛丽·伯利在1945年春天给他的信中所说:“你前往欧洲途经百慕大时,我们曾一道进餐。记得我当时想,你会加速胜利的到来,这使我对一切都充满了信心。你一定收到过许多类似的信,但是我还是要向你表示祝贺,祝贺杰出的陆军取得的辉煌战果。我还要说,我们极为钦佩陆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我们完全认为他替我们赢得了渴望已久的胜利。我还有千万句赞美的话要说……”  此时,欧战胜利了,希特勒自杀了,德国军队投降了,马歇尔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一心想卸下参谋长的重任。好像为了提醒他解甲归田的时候即将来临。波茨坦会议期间有人捎来一篮子土豆、莴苣、胡萝卜、蚕豆、卷心菜,都是来自弗吉尼亚州多多纳家里菜园的东西,这是他后婚的妻子凯瑟琳给丈夫的明显暗示:是他回家种花务农的时候了。但是,对日战争还没有结束,马歇尔还不能休息。又过了3个多月,到8月,在中国、美国、苏联和其他各国的共同打击下,日本被彻底打败了。8月15日,日本天皇在电台上亲自宣读了《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了日本。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的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这年夏天英国首相丘吉尔给马歇尔将军写了一封信,对他在这场战争中所做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赞扬:“你之所以能够统率这支浩荡大军,绝非偶然。是你,受命于危难,起而创建这支军队,组织这支军队,激励这支军队。由于你领导有方,不消多日,部队就建立起来,日臻完善,终于横扫法德全境。你不仅创建了野战大军及辅助部队,还造就了大批指挥人才,他们驾驭现代化兵种和军团的庞大有机体,迂回转战,以无比的速度调遣运动,几乎是哪里需要,哪里就涌现出这样的指挥官……这些年来,足下的勇气和精力在我心中激起的尊敬和敬仰正与日俱增,你的所作所为对于与你共患难的同志,真是一种绝大的安慰,而且请不要忘记,我本人也希望是其中的一员。”  战后经历  1945年8月20日,马歇尔给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写信要求卸任:“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军队正积极复员,有关削减军备生产的重大军事决策已经作出‘战后军事计划也进入相当深入的阶段,我觉得,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要求辞去参谋长这个职务 了。”马歇尔信中还写道,“我在陆军部服务7年有余,其中6年任参谋长,深知任务之艰辛繁重,如能获得解脱,则幸甚矣。”最后马歇尔提名艾森豪威尔继任参谋长。杜鲁门总统考虑了一些时候,终于接受了马歇尔的辞呈。1945年11月,总统在白宫为马歇尔举行了告别仪式,在他佩戴的军功章旁边添上一簇橡树叶章。总统亲自宣读了嘉奖令:“在这场就规模和恐怖程度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战争中,数百万美国公民曾为祖国立下了殊勋,而五星上将乔治·卡·马歇尔奉献的则是胜利……他的品格、作为、效率鼓舞了全军、全国、全世界。美国之得有明日,实有赖于马歇尔和千百万人民。他于世间将军行列中卓立前茅。”  仪式结束后,杜鲁门总统把马歇尔拉到一边,祝他退休生活安适,愉快长寿,还保证说:“将军,你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会在你退休以后再来打扰你的;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是杜鲁门总统食言了。10天后,他给马歇尔打了电话:“将军,你愿意为我到中国跑一趟吗?”1945年12月,马歇尔作为驻华特使抵上海,负责“调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1946年11月军调失败,他返回美国。  1947年1月,他出任国务卿,6月提出“欧洲复兴计划”,人称“马歇尔计划”。1949年1月辞去国务卿职务。1950年9月至1951年9月任国防部长。195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逝世  1959年10月16日马歇尔病逝。全美国举哀一日。他留有遗言:“简葬我,一如军中忠诚为国之寻常将士。切忌铺张,典式毋盛,追悼会宜简,到场只限族亲,尤须悄然为之。”葬礼按其遗言进行。其肃穆,简朴,有序无哗,宛若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生平指挥作战之状。这位为打败法西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一代英才静静地长眠于阿灵顿公墓。 一战  1917年4月6日美国向德国宣战,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了已延续三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塞伯特将军组建陆军第1步兵师,调任马歇尔任参谋部临时中校衔参谋。第1步兵师在潘兴将军的美国远征军编内,最先在法国登陆。  在法国前线,作为师参谋部参谋,他的任务是向师指挥所报告前沿阵地的情况,检查部署和给养状况,维持部队士气。他执行任务一丝不苟,大部分时间是在前沿战壕里。他常常一人徒步巡视阵地。马歇尔因在前沿阵地表现出色,被提升为临时上校,并调入设在肖蒙的美国远征军总参谋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告终。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成为美国和欧洲的英雄。马歇尔被调到这位总司令的身边,当他的助手。他陪潘兴在巴黎参加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和平岁月  1919年9月1日,马歇尔随潘兴将军凯旋美国。得胜回朝的将士们受到一片热烈的欢迎之后,一切归于平静。马歇尔战时临时上校被取消,仍当他的上尉。他留在了潘兴手下任职,不久晋升为正式少校。这次晋升并未使他高兴,只是使他感慨,他当了整整18年的军官,还只是少校而已。  1921年8月,潘兴将军出任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作为首席助手随他到华盛顿赴任。这次他又升了一级,领中校军衔。1923年潘兴任满离职。马歇尔决定到野战部队任职,以充实自己。1924年秋,他被派到美国驻中国天津(时值北洋政府时期)的第15步兵团副团长。1926年底,他被任命为陆军学院教官,返回华盛顿。1927年11月,他的妻子病逝。  本宁堡步校是美国陆军最大的军事学校,坐落在佐治亚州哥伦布市数英里之外。马歇尔是出色的教官,能够三言两语概括复杂的军事问题。他对学员要求很严格。他督促他们,鼓舞他们,激发他们的热情。从步校出来的许多出类拔萃的将领都把自己日后得以攀上军阶高峰:归功于马歇尔。马歇尔在步校建立了一个学员档案,把他认为有才华的青年军官的名字一一记在上面。后来马歇尔担任陆军参谋长之后,这个档案便成了无价之宝,他常据此选派指挥官。  1932年底,马歇尔调到斯克雷文堡带兵,随后又被任命为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师的师长(受到排挤,一般认为加入了国民警卫队即远离了正规作战部队,后在潘兴等人的帮助下才始回正轨)。1936年8月,55岁的马歇尔由中校正式晋升为准将。  1938年夏,马歇尔准将被任命为陆军部副部长。1939年9月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1882~1945)任命马歇尔为陆军参谋长,正式授予他少将军衔,暂领上将军衔。他上任的第3天,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关于开始时间,中国的历史书上是以1939年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为全面爆发时间。注:是全面爆发,没有具体开始时间。如:在欧洲各国都以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为开始时间。在亚洲中国和朝鲜和韩国等国专门研究二战的学者一致认为开始时间是日本1937年7月7日进攻卢沟桥。在非洲国家都认为二战开始时间是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突然进攻埃塞俄比亚军队。在前苏联国家一致认为开始时间是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而美国单方面认为二战时间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但全世界都有一个统一的结束时间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向美国、中国、英国、苏联等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没有马上参战。国内有人主张全力避免战争,有入主张积极参战。马歇尔将军认为,无论愿意与否,美国必然要卷入战争。而他作为陆军参谋长,积极备战更是责无旁贷。他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援英战略。他认为英国人是在为美国赢得准备时间。  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参见珍珠港战役),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终于卷入战争。珍珠港事件使许多军队领导人受到处分,但对马歇尔的职位未造成影响。他受到质询和责难,但没人想到要撤换他,也不再有人对他就美国参战的主导设想表示异议。为了适应战争,马歇尔上任不久便着手对军队进行了整顿。他提出一长串应当退役的军官的名单。这些军官并非无能,而是因为年事已高,思想大多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甚至有人还用美西战争时期的方式思考问题。马歇尔认为应该是吐故纳新的时候了。他自己也提出要辞去职务,因为他与被自己开革的大多数军官是同代人。他向总统明确表示,自己这个61岁的老人理应让位给后来人,他们能更好地应付美国面临的挑战。总统批准了马歇尔所列的退伍军官的名单,但坚决留住了马歇尔。  马歇尔需要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军官填补空缺,但遍数全国各个驻地,这样的军官并不很多。这时马歇尔的那个档案发挥了作用。档案里又添了一些新名字。其中有年轻的上校艾森豪威尔。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模拟战中是第3军参谋长,曾展现出卓越的策划才能,大挫对手的锐气。第3军军长克鲁格将军称他“目光远大,不拘陈规,对于军一级指挥问题的重要性具有深刻了解,积极主动,足智多谋”。由于艾森豪威尔表现出色,克鲁格建议给他晋级。马歇尔观看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演习,对艾森豪威尔印象至深。回华盛顿后,他立即保荐艾森豪威尔升任准将,并将他调到自己的作战处任副处长。  巴顿在马歇尔的档案上也榜上有名。马歇尔对他的评语是:“乔治带兵所向无敌,无往不胜。但要紧紧勒住他的笼头。”1941年马歇尔让他指挥了一个装甲军团。后来巴顿带兵打仗,屡立战功。  1942年初,美英两国商定在北非登陆,打击德军。马歇尔为这次代号“火炬”。的战役进行了积极准备。他指派艾森豪威尔将军出任盟国北非远征军总司令,全权指挥这次战役。他与艾森豪威尔商量,选中乔治·巴顿指挥美军特遣队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登陆。同时,他还把奥马尔·布莱德雷推荐给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很快便证明他是美军有史以来最富才干的将领之一。他曾是艾森豪威尔的同班同学,在本宁堡当过马歇尔的下属。马歇尔极其赞赏布莱德雷的指挥才能,曾打定主意,一旦美军发动大规模战役,即委以重任。后来艾森豪威尔很快就将第2军交给了布莱德雷。再以后布莱德雷指挥了越来越多的军队,为打败法西斯德国立下赫赫战功。  1942年7月下旬,美英两国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开始在伦敦拟定“火炬”作战的具体方案。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并在罗斯福和邱吉尔的干预下,于9月20日达成一项折衷方案,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3处同时登陆。登陆日期最后定于11月8日。  英美盟军按期于11月8日天始实施“火炬”登陆作战计划(参见北非登陆战役)登陆成功。经5个月的激战,盟军于1943年4月9日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  英军第8集团军自南向北进行突击,美英联军自西向东发动进攻,经过18天的战斗,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被挤压在这一地域的25万德意军队走投无路,只有投降(参见突尼斯战役)。至此,德意在北非的部队全部被肃清,非洲战场的战事以美英的最后胜利而结束。  美英盟军在北非登陆之后,美英两国便开始考虑下一个主要战略行动方向了。1943年1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率两国军事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商讨军事战略问题。马歇尔将军极力主张横渡英吉利海峡,从法国北部攻入欧洲大陆。丘吉尔不同意。会议未能就此作出决定,实际是将进攻西欧的计划推迟实施。会议最后决定以在西西里登陆为作战目标。  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参见西西里战役),8月中旬占领全岛。随即向意大利本土进军,很快进逼罗马,在纳粹控制的欧洲取得立足点。但是盟国决策者和一般公众在想到光复欧洲时,并不是把目光放在地中海地区,而是着眼于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以及德国本身。大家都知道,只有英美联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后,导向最后胜利的大反攻才算真正开始。也正是基于这一简单而正确的认识,马歇尔将军一直主张排除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尽可能早地渡海登陆西欧作战,全力消灭德军。  1943年12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最终商定,于1944年5月由美英军队在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登陆。这次登陆战役的代号定为“霸王”。人们普遍认为,指挥“霸王”战役的盟军最高司令一职非马歇尔将军莫属。马歇尔将军已是众望所归的人。此际,美国陆军的步兵和航空队同时活跃在世界的六大战场,战线极长,但是由于马歇尔在华盛顿指挥得力,对各路人马的状况、需求、配备和军务缓急了如指掌,应付自如,协调有致,为美军的不断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表彰马歇尔的功绩,美国众议院和罗斯福总统曾打算特设陆军元帅一衔授予他。但是马歇尔拒绝了。他努力实干,不务虚名,此举博得许多人喝彩。美国著名作家塞瓦赖德在一次著名的广播讲话中说:“这支捍卫自由的伟大军队是世界上体魄最强壮,穿着最漂亮,伙食最好,待遇最高的军队。它之所以具备今天的组织、训练、装备水准,绝非出于偶然。它是一座丰碑,展示着乔治·马歇尔的天赋和无穷的精力,几近超凡的远见卓识及领导才能。这样一位军人是不需要元帅杖的。”  马歇尔本人也想指挥欧洲战役。1943年秋,同盟国首脑在魁北克会议上一致同意他担任这一职务,这使他非常高兴。但罗斯福回华盛顿后,却无限地延长了马歇尔的陆军参谋长的任期。  罗斯福让马歇尔指挥欧洲战役的决心本是十分坚定的。他在给潘兴将军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准备让他指挥的是这次战争中最大的作战行动。我认为他将担负的乃是欧洲战场的全部指挥任务,而不仅仅关系到某一地区。此外,英国三军参谋部将同他就一切事宜进行磋商。再者,我认为如果不给乔治一个亲临前线统兵作战的机会就太不公平了……我所能做出的最好的解释是,我想让乔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潘兴……”  然而,罗斯福总统无疑最后还是同意了潘兴将军的看法。这位身卧病榻的老将军在给总统的信中说:“……我们在打着一场全球性战争,离结束之日尚远,因此要由最成熟的军官担任参谋长一职,以便明智地把握战略方向。明达的军界人士一致认为,马歇尔将军正是这样一位军官。假若把他调往某个地区作战,则无论这个战场看上去如何重要,都将使我们因为失去这样一位深谙战略、任何其他人担任参谋长都无法同他相比……”  马歇尔可以极其出色地指挥欧洲战役,但是无人能顶替马歇尔充任美国全球军事行动的指挥者而且指挥得如此出色。罗斯福最终还是把马歇尔留在了陆军参谋长的位置上。最后,经总统批准,马歇尔委任了艾森豪威尔将军任盟军最高司令,指挥“霸王”战役。  1944年1月3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赫然登载出马歇尔将军的照片。周刊选他为“本年新闻人物”,称他为“祖国的托管者”,“不可或缺的人”。周刊写道:“作为一位文明的美国人,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将军有资格代表死难将士接受本国人民的感激之情。”,只要去五角大楼走一遭,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总统认定必须把马歇尔将军留在华盛顿,别人很难胜任此刻压在参谋长身上的繁重工作。自马歇尔于1939年接任参谋长以来,这项职务的责任范围之广,都大大超过往日。如今,300名官兵直接在参谋长手下工作,他必须每时每刻都能了解战局情况,盟国的想法,敌方的计划,总统的打算,国会的意图。  马歇尔在权力下放方面做得非常彻底。他的原则是:委派最合适的人选负责某项工作,然后就放手任他去干。如果干的出色,他会咕哝两声表示赞许,如果不称职,他就请他走人。他了解下属的全部活动。他要求自己每天掌握手下工作人员掌握的所有情况,因此他规定,任何部下都可以直接向他报告任何事情。  “马歇尔从不拉帮结伙,”汤姆·汉迪将军说,“人们可以同他争辩,只要你完成了工作,一切都好商量,他脾气上来,也十分粗暴,有时厉声痛斥,有时冷若冰霜。可是,他能长时间听人介绍情况,记忆力之强令人吃惊,甚至小事也不漏过。有一次,他去国会参加一个委员会会议,议员们就某些次要但复杂的事项提了一些敏感琐细的问题。他从容不迫,滔滔不绝地作出了权威性的回答。我问他怎么能记住这么多细节,他说:‘我是从近几个星期军官们所介绍的情况中摘出来的。’”  马歇尔掌握情况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每天上午9时准时在他的会议室里开始的情况介绍会。他颇以他搞的这个介绍会为自豪,也使世界各地美军和盟军司令部的指挥官们羡慕不已。马歇尔后来回忆说:“对于我和其他主要负责军官来说,掌握世界局势进展状况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因为各战区同时作战。国内形势也是风云多变,我们有着许多颇具才气的专家,于是便以一帮口才很好的年轻军官为基本力量,逐渐搞成了每天上午的情况介绍会。他们每天清晨4点起床,对前一天晚上收到的电报进行综合整理,9点钟准备就绪,按时开讲。”马歇尔还说,“他们后来很精于此道,把情况介绍会搞得真是令人惊叹。你可以看到整个战局的最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局情况变得易于了解了。”  有一次麦克阿瑟将军派拉福莱特上校前来华盛顿照例向马歇尔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马歇尔请上校参加情况介绍会,听一听世界战局的情况,听得上校目瞪口呆。会后,拉福莱特上校再没提麦克阿瑟的要求,举手给马歇尔敬了个礼,默默地走了。马歇尔后来写道:“情况介绍会使他意识到战争规模如此之大,我们的‘全球’需要如此之多,因此完全改变了他的想法……他开始现实地观察整个局势了。”  在一天的工作时间里,马歇尔阅读报告,写备忘录,听取情况介绍,接见来访者,出席国会作证;晋见总统,制定影响战争进程的重大决策。他不断用铅笔在官方备忘录空白处潦草地写上各种意见、指示。总统向国会宣读的战争进展情况报告大多出自马歇尔的手笔。  马歇尔的工作繁忙而复杂。他曾对艾森豪威尔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地都负有责任的参谋长来说,越是接近胜利,事情越难处理。四处都在发生争吵,各军种之间在吵,政府和军队之间在吵,盟国之间吵得尤其不可开交。  1944年6月6日,美英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后(诺曼底战役),美军将领认为英军最高指挥官蒙哥马利一心想唱主角,因而对他十分不满,双方矛盾重重。马歇尔站在战胜敌人的最高立场上,必须不偏不倚地处理各种矛盾,使盟军协力胜敌。协调美军与友军的关系也正是马歇尔的主要责任之一。他不断提醒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说,将军们都容易变得“虚荣自负”,绝不要忘记,“蒙哥马利差不多是英国唯一的英雄”,所以不要和他找麻烦。  此时,每个战场都酝酿着纠纷,许多危机都需要平息,许多歧见都有待消除。太平洋、地中海、西北欧,每天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有些问题决非一天半天所能解决。  太平洋战场  在太平洋战场上,一路杀回菲律宾群岛的麦克阿瑟将军不断向参谋长要人要物,而海军是千方百计不让马歇尔去注意菲律宾。这样,马歇尔就首先要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承认菲律宾群岛是合理的军事目标,应给予大力支援,而另一方面他又要让麦克阿瑟了解,从全局出发,不可能对他有求必应。  在中国战区,马歇尔不得不撤换他的司令官史迪威将军。这不是因为这位将军缺乏指挥才能,而是因为他对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1887~1975)和东南亚英军司令蒙巴顿蔑视而不恭,口出妄言。马歇尔只好忍痛将他革职。  马歇尔清楚看到,在抗击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美军并非孤军奋战,他必须倚重、倚靠甚至倚赖友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欧洲战场上,他始终要求艾森豪威尔遵循他的指示,打败德军,赢得胜利,同友军保持良好关系。在对德作战的最后阶段,一些美军将领要求抢在苏军之前攻占柏林,丘吉尔和蒙哥马利也坚决反对放弃柏林,认为这等于西方把宣传上的一个大胜利白白丢掉了。但是马歇尔顶住了这股压力。在他看来,放弃柏林完全是一种军事决策。在罗斯福总统刚刚去世,杜鲁门总统刚刚上任之际,他必须以军人的方式进行思考,做出这种符合军事逻辑的决策,由苏军攻占柏林。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不能忘记,苏联还是西方的盟友。“是的,我认为我们当时不应当攻占柏林,”马歇尔后来写道,“必须记住,我们那时正在努力和俄国人打交道。我们一直同他们并肩作战。他们是我方武装部队的组成部分一非常坚定的一部分。他们在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削弱了德军力量,对所有这些,我们都要好好加以考虑。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变得非常敏感,时刻在注意是否有迹象表明英国人和美国人打算背着他们决定战争的结局……”  1944年12月,马歇尔受领五星上将军衔。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情再度恶化。据蒋经国当晚日记记载:“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子的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无变化,惟觉得烦躁。6时许,稍事休息。8时半三探父病,已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跳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救无效。”  在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与长子蒋经国,次子蒋纬国,孙子蒋孝武、蒋孝勇均服侍在侧。  当晚,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处的慈湖湖畔。20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达成蒋介石“心愿”。  岛内外反响  蒋介石病逝后,台湾当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以表示对蒋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从4月6日到17日蒋介石大殓的次日,台湾的报纸将平日红色套版一律改为黑色的版面,几乎全部篇幅都用在有关蒋介石丧葬这个主题上。字典上一切美好的字眼几乎都用尽了。台湾新闻界使出浑身的解数,尽最大努力对蒋介石的公共形象加以最后的神化、圣化、完美化。蒋介石的死亡被称作“崩殂”,他的坟墓被称为“陵寝”。  台报还宣称:在蒋介石病逝时,“淡水海外东北角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金红色的巨球,四周围绕着五彩祥云,迤逦划过天空,不旋踵电光闪闪,巨雷惊蛰,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蒋经国在日记中也称蒋介石病逝时“天发雷电,继之以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的病逝在岛外也引起不同的反响。首先来自大陆新华社的消息是:中国共产党仍视其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  来自外国的消息是:有些国家把蒋介石贬得一文不值,有些国家又把他说成是20世纪的英雄。蒋介石一生中最“忠实”的外交盟友美国,对蒋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称: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蒋介石另一外交伙伴日本,对蒋介石病逝表现出出奇的狂热。4月7日,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数日本报纸称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特别是蒋介石顽固坚持的“反共”立场,得到了日本极右翼的积极支持、响应。  空前“国葬”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仅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特派倪文亚等二十一名人员组成治丧委员会。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历时一个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  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  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五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插了八十八根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五个用索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所献,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七条裤子、七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棉,足着黑袜、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欢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且照片都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  礼毕后,在蒋介石的大殓日,辅以基督教仪式,由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联华领读经文——诗篇第二十三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二十一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面用二十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共由九十九辆车组成,由宪兵队开道车引领,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车、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等。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车队载着两千多名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以黑色花岗石建造,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  正厅东侧是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与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  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的画。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上书“能屈能伸”四字。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惟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之厚望。”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从版图面积上来看,宋朝的版图面积相对较小,在北宋时期仅有280万平方公里,而在明朝的永乐时期,国土面积则和新中国差不多,为997万平方公里。从整体的军事实力层面来看,明朝显然要比宋朝强得多。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明朝的经济水平整体上则明显低于宋朝。  宋朝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亿多人,知名历史学家漆侠等认为,在两宋统治时期,当时的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空前,和欧洲做横向对比也是当时国际上的强者。根据麦迪森,英国著名的史学家的研究,如果根据1990年美元的购买力来换算成宋朝的人均GDP,在赵匡胤时期,人均GDP为450美元,而到了宋末则高达600美元。  宋朝时期商业的发达水平要显著的高于农业,因为赵匡胤对地主的兼并执行的不干涉政策,所以在有宋一代,宋朝的农业发展整体水平要低于明朝。而正是因为地主兼并十分严重,所以很多人变成了手工业者,这促进了宋朝商业的发达。也正是因为宋朝商业的发展,传统的金属货币已经供不应求,所以纸币开始出现。而纸币的出现同样极大的促进了宋朝经济的发展。  另外宋朝是唯一一个全面取消宵禁政策的朝代,所以在宋朝,夜市极为发达,而且全国的商业城镇数量也远远超过了唐朝。即使唐朝版图更大,但是唐朝是一个全面施行宵禁的朝代,对于商业也及不重视,所以商业城镇数量远远没有宋朝多。而作为唐朝主要向周边国家收保护费,所以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宋朝,却要向周边国家交保护费,没办法,只能够大力发展经济去搜刮财富了。  下面再来分析以下明朝的经济,首先明朝的人口数量,大部分学者认为抵不过宋朝,再加上明朝的幅员辽阔,所以人口密度相对较低,那么商业城镇数量相对于宋朝就相对较少。不过也有极个别的富裕商业城市,主要集中在江南。另外明朝对于商业不够重视,匠人籍的地位相对较低,不能够应试。  明朝重新启用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尤其是在明初时期,宋朝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在明朝延续,相反被当时的重农抑商的政策扼杀了。只不过到了晚明时期,由于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再加上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又重新开始有了萌芽,但是整体水平还是比不上宋朝。  而且明朝还执行了海禁和宵禁制度,原来宋朝一年360多日在发达城市的夜市开始进一步缩减,每年可以开启夜市的日子显著减少。另外随着海禁的施行,明朝的海外贸易整体水平也比不上宋朝。 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李自成灭了明朝。但这只是一个表象,明朝的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它的经济的崩溃。而导致明朝的经济的崩溃的导火索就是白银短缺。可是说是白银毁了大明帝国。  在研究明朝灭亡时,大多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明朝和农民起义以后与后金清的军事斗争上,以及明朝内部的激烈党争上。而忽略了了明朝末年白银的进口骤减这一事实。  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开首即利用马尼拉的港口档案证实了这一点:1620 年至1660 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 世纪20 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商船每年多达41 艘。到1629 年便降为6 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 世纪30 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白银流入两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 年后,菲利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 年冬,许多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 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  那么白银的进口量骤然减少,会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吗?在一般人眼里,古代中国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怎么可能因白银的进口骤减而受到重大打击。确实明朝的经济完全可以自足自给,但是致命的是明朝的货币白银主要依赖进口。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不是白银的主要生产国。万历可谓中国历史上对开采金银最为热衷的皇帝,竟至“无地不开,中使四出。”闹得“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 但万历及其矿监如此努力,最后开采了多少白银呢? 据载:“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铛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平均每年二十多万两, 即使算上宦官数倍贪污中饱之数,其开采量完全不能进口的白银相比。美国学者魏斐德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在17 世纪的前30 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 万至26. 5 万公斤。美国学者艾维四长期从事明清之际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研究。他认为1560到1600年日本白银的年输出平均数在33750一48750公斤之间,大多数最后还是到了中国。从南美洲运来的白银也相当多,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经过菲律宾流入中国的南美洲白银达到57500一86250公斤之间。而且马尼拉不是南美洲白银进入中国的唯一门户,还有一部分从澳门、台湾、东南亚进人中国。艾维四估计,从阿卡普尔科运到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143吨,仅1597年一年就有345吨。明朝到底进口了多少白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很精确的数据.但从以上学者研究的数据上看明朝的白银完全不能自足自给,严重依赖进口。一个不富藏银的国家, 竟然去选择别的国家所富藏的贵金属白银作为自己的货币, 今天看来, 这就是一件把金融命脉委于他人的非常荒唐的事情。  那白银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呢?  明末人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一》中记载崇祯壬申(1632年)“白米每斗一百二十文,直银一钱,民间已嫌其贵”,十一、二年(1638 - 1639 年)“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七、八分,识者忧之”,十五年(1642 年) 春“时钱值日落,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文银五两,计钱一十二千有奇”。顺治三年(1646 年)“斗米几至千文”,四年(1647 年)“白米每石文银三两。”六年(1649 年)“大熟,糯米每石价止一、二两,珠米每石九钱,白米每石价一两耳。”也即是说,如以铜钱计,崇祯时间米价上涨了十倍,银价上涨了五倍。鉴于粮价是中国物价的基本指数,即便加上战争及灾荒因素,也较同时欧洲物价上涨的“三到四倍”更为严重。尤其是白银和铜钱比值的变化。白银和铜钱比值在短短几年内出现如此大的波动,不可能与当时进口白银骤然下降无关。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写道: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这里的通货膨胀是针对铜钱而言的,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极大灾难。在1635 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以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大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 年到1640 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 年到1634 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40 %。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 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三吴向为出口贸易区的中心地带,亦为国赋之重点此刻已因外贸受阻及灾荒频仍而无暇自顾,因白银流入而获得的利益亦大打折扣。宋明以来国家财赋“取诸东南,用之西北”的传统做法也受到挑战,盖“东墙”既已穷绌,何以补缀“西墙”? 所以崇祯困坐深宫,成天为饷银发愁。  可以看出白银进口的骤然减少对明朝的经济重地遭受重大打击,而且严重影响到了明朝的财政,使明朝的财政进一步恶化。但是白银进口的骤然只是明朝经济崩溃的导火索而已,它只能削弱了明朝的财政,并打击明朝的经济重地,但这一切不能使明朝这一偌大的帝国崩溃。毕竟推翻明朝的农民起义是在帝国的西北爆发的而不是东南。那么西北的农民起义爆发与白银有何关系呢?  西北的农民起义的爆发的原因很多如天灾,官逼民反,生态环境。但往往忽视了白银对西北的严重伤害。 明朝时白银的主体从南方流人京师,从京师流人东北边防,又从东北回流南方当然,一路上不断沉淀,成为达官贵人的窖藏。处于市场边缘的西北、半岛等地成了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蛮荒地带。作为传统的粟麦作物区,这些地方的资源已被长期的历史重负所耗尽了。西北缺乏原棉和生丝,而中国正是用丝绸和瓷器去换国外的白银。这样西北成了一个白银灌溉不到的地方。而一条鞭法实施后把国家税收折合为白银来征收。这使农民陷人了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即使丰收之年也难免凶厄:“为纳粮不得不以谷易银。而开征太早,预向客(商)借,谓之揭谷,谷二十担始得银一两;倘期满不偿,则各台远控,拖累无休。浏阳之民折屋弃产,常妻卖子,殆无虚日失” “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往在,见登、莱滨海之人,多言谷残。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娜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 顾炎武.亭林文集 丰年都得卖妻子,稍遇灾荒便难以活命了。这样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在西北就绝非偶然了。 苏军赢得库班空战的胜利  5月26日晨,库班爆发了更激烈的战斗,苏军对“蓝色防线”发起了猛攻。苏德空军开展了第三轮空中角逐。空军第4集团军在进攻发起前,出动了338架飞机,配合炮兵进行了40分钟的密集航空火力准备。但德军的抵抗空前凶猛,这一次德军急忙从战场外围调入了大批飞机,使第4航空队的飞机数猛增到1400架。  在进攻的头3个小时,德军航空兵就出动了1500架次,从空中阻击苏军攻势;中午以后前线上空继续不断出现德军飞机。为夺回主动权,打掉德军的嚣张气焰,空军第4集团军及时调整战术,将歼击机防区扩大,在战区边缘截击敌轰炸机。同时广泛采取了“游猎”战法,机动灵活地打击德机。  由于歼击机大批用于争夺制空权和拦截敌轰炸机,轰炸机和强击机无法得到有效的护航。他们采取大编队自我保护的方法,坚持出动,突击敌地面反击部队。执行任务中,强击机始终保持15%的弹药随时准备与敌空战。这次空战,是库班三次空战中最激烈的一次,11天中,苏军歼击机出动了5610架次,空战364次,击落德机315架,有效地遏制了德军的反攻势头,重新成为库班上空的主人。  结论  在库班两个月的空战中,苏军出动飞机3.5万架次,击落德机96余架。德国空军夺取了苏德战场南翼的制空权,为进而夺取整个库尔斯克战场的制空权铺平了道路。 德国空军准备  1943年,新型BF109G投入战场,这给予德军巨大优势。  IL-2 在德军中有个外号叫做:“黑死神”,它以其坚固的装甲和强大的火力而闻名于世。这种飞机战时产量高达36163 架,在世界战争史上高居第一。当然东线的那些“德国神鹰”们是不会放过这种猎物的。  IL-2 大规模出现 在前线始于 1941年 9-10月间,给了德军装甲部队很大的打击。那时德国陆军装甲部队作为突破的箭头时常会深入对方后方很远的地方,以进行深远包围歼灭战。但这样做的同时,也使自己远离了战斗机掩护,而 Bf 109 战斗机由于航程的关系,通常不能为先头装甲部队提供不间断支持。装甲部队的后方通常还有许多敌军残留,使得野战机场的建立往往要拖很久。苏联空军充分利用了这个局面,大量出动 Pe-2、IL-2 等攻击机前去打击德军的装甲矛头。他们经常一次通过,打了就跑。  在当时陷入危机的莫斯科前线,IL-2取得的首批重大战果之一,来自于第74攻击机团(ShAP)。“台风”战役开始两天后,该团的四位飞行员在奥廖尔到姆岑斯克的公路上突袭了德国第2装甲集团军的一支先头部队,他们在一次低空轰炸中摧毁了15辆装甲车辆和3辆油罐车,使得古德里安部队令人生畏的突击速度得到了减缓。10月3日,第2装甲集团军在到达奥廖尔后正式将一份文件递交空军方面,提到:“我们的战斗机实在落后太远了……”  德国空军为响应前线的召唤,采用了这样的战术:运输机携带必须的器材前往前线附近建立临时基地,使得战斗机可以及时补充燃油和弹药。在较为危险的夜晚,战斗机和运输机都飞回后方永备机场,第二天再返回。这样前线得到的支持力度就大为增加了。  但问题还在于这种飞机不太好对付——JG52 第1大队的沃尔特·托特(Walter T?dt)军士是这样描述的:“在一次从前线返回的途中,卡尔·荣格(Karl Rung)少尉和我发现了一架IL-2单机,于是就发起了攻击。对手立刻向莫斯科方向俯冲脱离,飞的是如此之低,以至于我们无法捕捉到它的薄弱点——机身下的散热器。我们从两边不停开火,瞄准的是对方的尾翼。但直到尾翼被打掉后,这架飞机还在飞行!这时轻型防空火力从地面袭来,我们不得不在树顶高度放弃了追逐。这些鸟儿是最难对付的目标,如果你从后面攻击它,子弹只能从机身那坚固的装甲上弹开。而那个驾驶员简直是坐在一个装甲澡盆里!”  这位老兄看来忘记了 IL-2的最佳防御方法——贴地飞行。它飞得太高,以至于JG3 第 2 大队的戈登·戈洛布(Gordon Mc Gollob)上尉(后来的德国战斗机部队总监、钻石佩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很容易地从下方将它击落。图中可以见到 IL-2 的油箱已经着火,正在冲向大地。(这张照片由格洛布本人抓拍)  随着时间的过去,落入德军手里的 IL-2也多了起来。在整个大战里,德军缴获的 IL-2 不少于 100 架,但它们中没有一架被德国空军使用过(即使是用来训练)。yinwei1它们的制造工艺和操纵性能实在太差,从而对苏联大量建造质量如此低劣的飞机感到难以理解。如果使用德国标准,这些飞机连被空军试用的机会都没有。不仅德国人对它们感到失望,甚至连匈牙利人和芬兰人都不屑于使用这种飞机。结果这些飞机大多被作为地面上的靶子用于射击训练,其他一些则被置于大城市中作为战利品展出。柏林的航空博物馆在二战时就展出了一架。  德军战斗机飞行员们也找到了一些攻击此类飞机的诀窍——大体来说,只要你能来到 IL-2 机身下方,它就是一个易得的猎物。加上东线的几个联队在 1941-1943 年间相对战况比较稳定,飞行员们在一种飞机上进行过几百次的战斗出动后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级飞行尖子。前线的 IL-2 因为其庞大的数量,所以造就了一大批对付它的高手。简单介绍几位:  在 1941 年作为一名菜鸟少尉来到 JG51 联队时,首先执行的就是近距离支援/对地攻击任务。而且足足干了一年多,直到 1942 年末才开始较多的执行空战任务。不知是否是由于干过同一工种的缘故,他在“屠杀”对手的对地攻击机方面特别有心得。1943 年 11 月 22 日,布兰迪中尉在一天里击落了 5 架飞机,总战绩超过了 100,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1945 年 1 月 14 日,他作为一名上尉以 156 架的战绩获颁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同年 4 月他担任了 JG51 第 3 大队大队长。他在大战里总共执行了 950 次战斗任务,其中 162 次是近距离支援/对地攻击任务。他的总战绩为 189 架的敌机击落记录,其中有 88 架 IL-2,使他成为德国空军的 IL-2 第一杀手。  空军上尉约阿西姆·布兰迪  第二号 IL-2 杀手名叫约翰内斯·魏斯(Johannes Weisse),是个老飞行员,在当了三年教官后,1941 年夏天来到了后来斐声世界的 JG52——第 52 昼间战斗机联队。一年后的 1942 年 6 月 25 日成为 JG52 第 2 中队中队长,43 年 1 月 5 日以 51 架的战绩得到骑士十字勋章。库尔斯克会战中,他在 7 月 5 日击落了 12 架苏联红军战机,但自己也进行了 5 次迫降,充分说明了当时空战的激烈。1943 年 11 月他成为 JG52 第 1 大队大队长,上尉军衔&#x